2012年上半年已經成為歷史，雖然核心財經數據尚未完全出籠，但從一些省份已經公布的財政數據看，今年地方財政收入增收壓力較大。許多地方從過去20%至30%的兩位數增長降到個位數甚至負增長，在稅收增長回落的同時，非稅收入卻接連出現30%至40%的高增長，這種此消彼長的情況是多年所未見的。
　　去年以來，在全球經濟一片凄風苦雨中，中國經濟依然特立獨行，甚至不乏亮色——較高的增長速度和較強的政府財力即為顯著特點。去年13萬億元的財政總收入，如果對應13億人口，人均貢獻度為1萬元，而目前全國年人均收入尚不到1.5萬元。財政收入也是綜合國力的體現，相比于在那些危機中苦苦掙扎，高赤字、揭不開鍋、甚至政府要關門的歐美國家來說，過去十多年間，我們30%的超高的財政收入可圈可點。但是，財政收入和國民人均收入的比例如此接近，說明國家在國民收入分配體系中實現了超額分配，這種情況長期持續(xù)，顯然不利于改善百姓收入水平，“十二五”收入倍增計劃任重而道遠。
　　在實體經濟較為困難的今年，財政收入柔性下滑的背后，非稅收入30%至40%的高增長對防止財政收入大滑坡起到了積極的延緩阻滯作用。政府通過合法程序獲得除稅收以外的收入，還通過以行政事業(yè)性收費、政府性基金等形成相當可觀的非稅收入。在稅收收入下滑甚至局部負增長時，非稅收入增幅達到30%至40%，有的地方增幅甚至達到100%，這種結構性失衡的背后，不可避免地會助長亂收費行為的反彈，增加企業(yè)的民眾負擔等，值得各方警惕。最近廣為媒體和公眾詬病的做饅頭也要行政許可的新聞就是典型。
　　中國的宏觀總體稅負水平毋庸置疑是偏高的。中國社科院的報告稱，中國政府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已達1/3，而美國、日本宏觀稅負分別為27.9%、28.3%。如果把握各種名目的非稅收入加總，則遠遠超過1/3。我們在居民收入上尚沒有成為高收入國家，但在稅負痛苦指數上已躋身高收入國家水平。稅負水平超過企業(yè)、民眾的承受能力，成為經濟轉型和消費能力提升的最大掣肘因素之一。并且，較重的稅率和名目繁多的非稅并沒有直接給民眾以反哺和回報，較低的社會保障水平和繁瑣復雜的多軌體制并行，造成相當多的非稅收入成為部門巨大的資源，用來進行尋租和話語權的博弈。
　　從財政管理的透明度、績效和綜合管理水平看，中國各級財政的非稅收入管理水平仍然低下，透明度不高，地方行政長官的主導作用強大，仍然是“小頭”實行了預算管理，“大頭”實行專戶管理，特別是上繳財政專戶的非稅收入仍然是誰使用、誰管理，財政對這些資金的審批和管理流于形式，預算內外資金“兩張皮”的問題未真正解決，“收支脫鉤”難以真正落實。導致非稅收入分配和使用秩序混亂。
　　有非稅收入的主要是行政權力較大的強力部門，普遍存在使用管理不到位，使用不規(guī)范問題，濫支現象比較普遍，有的用來建辦公樓、宿舍；有的用來發(fā)放職工的工資、津貼、補助，有的甚至亂發(fā)。光一個中等城市的勞動和社會保障部門，管理的市民“五險一金”的資金就可能有百億之巨。
　　財政收入增幅放緩，而非稅收入大幅攀升，這種背離呼喚政府部門應以更大力度加快自身轉型和改革。重大改革政策應努力破解并逐步消除阻礙中國經濟可持續(xù)發(fā)展的重大失衡的制度約束。當下，經濟和社會生活中的種種困難倒逼稅制改革的加快。去年以來，在實施穩(wěn)健的貨幣政策的同時，積極的財政政策也在緊鑼密鼓地推行。包括上調個人所得稅起征點、對小微企業(yè)實施大范圍減稅等，多項減稅措施大面積推開，數百項部門規(guī)費被強行取消。應該說，過去幾年來，這些工作已頗有起色。但要扭轉長期畸形的國民收入分配結構仍需要下大功夫。當前，要迅速采取有效措施，先把不合理的財政收入結構扭轉過來，非稅收入過高的增幅和較大的占比是不正常、也是不可持續(xù)的。
　　市場經濟條件下，稅是政府基本的收入來源，收費只能作為輔助來源，然而現階段非稅收入高速增長，甚至要與稅收相比肩，則暴露出稅收和非稅收結構的失衡。究其原因還是地方收入能力不足，又缺乏稅收立法權，為了增加地方收入，要么利用行政權力新設多種收費項目，有的甚至提前征收所謂“過頭稅”。特別是在當前地方剛性民生支出不斷增加的背景下，要用錢的地方多，稅收下滑無疑加大地方財政支出壓力，于是收費重又抬頭。但越是稅收乏力，越要警惕“亂收費”和“過頭稅”卷土重來；越是經濟放緩，越要加大結構性減稅力度，改善企業(yè)發(fā)展環(huán)境，培育經濟發(fā)展后勁。
　　財稅收入應能正確反映經濟發(fā)展狀況，如果稅收增長長期數倍于經濟增長，這種背離不可持續(xù)，現在因為經濟下行、企業(yè)效益等原因，稅收增幅回落了，非稅收入又快速拉起了，這很容易進一步扭曲國民收入分配關系。在轉型發(fā)展的十字路口，適當地換擋減速，設定一個安全的半徑，以平穩(wěn)的速度，平衡的節(jié)奏和技巧，謹慎前行，速度會階段性地放緩些，但追求的是有效率、有質量、更安全、更真實的增長。而如果持續(xù)開快車，在彎道換擋時依然追求“慣性超車”，以趕超式思維推進，急轉變不好，矛盾會更凸顯，陣痛會更強烈，風險會更大，非稅收入增長過快過高的社會風險不可等閑視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