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理論界和實踐部門流行的一種“恐投癥”危害甚大。經濟學理論及實踐告訴我們：經濟增長的源泉是投資，投資的源泉是儲蓄。我國經濟持續(xù)30多年的快速增長和歐美經濟當前出現的停滯問題，正說明了儲蓄的重要和投資的作用。
　　近十多年來我國宏觀經濟的核心問題是儲蓄長期大于投資。正是由于這種儲蓄與投資的內部失衡在滯后的外貿政策、外資政策及匯率政策作用下，最終轉化為國際收支長期雙順差的外部失衡，引發(fā)國內經濟陷入控通脹與保增長的交替循。我國投資率長期低于儲蓄率不僅是經濟增長和國民福利的損失，也是這些年來我國通貨膨脹形成的根本原因。治理這種通脹不能依靠緊縮貨幣信貸和控制投資增長，相反，需要充分有效地促進儲蓄向投資轉化，從根本上減輕貿易順差壓力和過剩流動性來源。當前要穩(wěn)增長，就必須穩(wěn)投資。

　　正確認識投資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不要有“恐投癥”

　　去年以來，我國通脹一路走高到6.5%，后經調控逐漸回落至今年7月1.8%的水平，創(chuàng)25個月來的新低。而經濟伴隨調控一路走低，GDP從去年一季度最高的9.7%降至今年二季度的7.8%。有學者把當前經濟增速的這種回落歸因于2009年4萬億經濟刺激計劃的后遺癥，極力反對任何放寬投資政策的宏觀政策調整。
　　但經濟增長速度過快回落還是受到國家的高度重視，并見微知著，對宏觀調控政策進行了預調微調。央行也預調微調了貨幣信貸政策。奇怪的是股市并沒有出現人們預期的反彈，反而出現較大幅度下跌。對此，有投行人士將其解讀為人們對可能出現的新一輪經濟刺激方案的擔憂。社會似乎出現了一種談投色變的“恐投癥”。
　　我認為談投色變的“恐投癥”源于兩方面的原因：一是對我國現實中存在的投資效率低、浪費現象嚴重，重復投資重復建設導致部分行業(yè)產能過剩的不滿，認為是高投資導致低效率、導致產能過剩和浪費;二是在理論上混淆了投資、消費與出口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認為我國經濟問題的癥結是高投資擠占了消費，制造了順差，扭曲了產業(yè)經濟結構。
　　消除“恐投癥”，要從理論和實踐兩個方面入手。回顧一下經濟增長理論，從最古典的土地、資本二要素生產模型，即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到后來引入技術、教育、制度等要素的各種經濟增長理論及模型，沒有一個不強調資本的重要性，也沒有一個把消費作為推動增長的要素。
　　相反，所有理論都告訴我們，消費與形成資本的源泉——儲蓄是一對此消彼長的矛盾�，F在消費多了，為可用于未來擴大生產能力、推動經濟增長的儲蓄就少了，所有不發(fā)達國家和發(fā)展中國家在起飛階段面臨的最大問題是消費高，儲蓄上不去的問題。
　　由于消費后的剩余不多——儲蓄上不足，可用于擴大再生產能力的投資能力較低，經濟難以擺脫增長的困境。世界上經濟落后、經濟增長上不去的國家都是儲蓄率低投資率上不去的國家。相反，世界上增長速度較快的國家都是儲蓄率較高的國家。
　　我國經濟持續(xù)30多年的快速增長和歐美經濟當前出現的債務危機及增長停滯問題也從實證的側面說明了儲蓄的重要和投資的作用。
　　歐美都是消費率高，儲蓄率低的國家，如果消費能帶動增長，那歐美應是當今發(fā)展最快的國家�？墒聦嵡∏∠喾�，越是消費過度，儲蓄不高的國家，經濟增長速度最低，債務危機最重。如到2009年時，希臘消費率為91%，儲蓄率卻僅有9.1%；西班牙消費率達到77.8%，儲蓄率為22%。
　　美國也面臨同樣問題。消費率大大超過儲蓄率，支持不了國內投資所需，被迫負債。如美國2009年時消費率達到了88.6%，儲蓄率僅有11.5%。在這些高消費、低儲蓄的發(fā)達國家經濟增長放緩甚至陷入停滯的時候，我國經濟卻以世界少有的速度連續(xù)30年高增長，其原因恰恰在于高儲蓄支撐下的高投資。
　　1978年以來，伴隨著我國儲蓄率的上升，我國的投資率也逐步提高，尤其是2000年以來，投資率上升得更快，2008、2009、2010年分別達43.9%，47.7%、48.6%。從1978-2011年，我國年均投資率保持在38%以上。計量分析表明我國投資率與GDP增速為正相關關系（1978年-2008年相關系數為0.42，1990-2008年為0.6）�？梢哉f，沒有我國的高投資，就沒有我國的高增長。
　　理論和實證表明，消費是無法帶動增長的，它是增長的歸宿，而不是增長的源泉。經濟增長的動力是投資，投資的源泉是儲蓄。經濟增長理論和各國的經濟發(fā)展歷程，都在告訴我們投資是經濟增長的真正源泉。
　　雖然決定各國經濟增長的因素很多，有技術、資本、勞動力等各種因素，但其中，由儲蓄率決定的投資率的高低是關鍵性決定因素。消費率高低是經濟增長率高低的負決定因素。我國經濟發(fā)展的良好表現及歐美國家當前所面臨的經濟困境恰恰說明投資的重要性及過度消費所帶來的危害。

　　我國的高投資源于我國難得的高儲蓄優(yōu)勢，這種優(yōu)勢正在減弱

　　一個國家經濟要更快地增長，需要更高的投資，而更高的投資必須有更高的儲蓄支撐�？上Ц邇π畈⒎窍胍�就要，想有就有。它是受一國的經濟發(fā)展階段、人口結構、制度環(huán)境等多方面因素決定的。其中，經濟發(fā)展階段和人口結構及體制改革紅利是決定我國高儲蓄率的主要因素。
　　從經濟發(fā)展的階段來看，發(fā)展經濟學理論及發(fā)達國家和一些成功實現工業(yè)化的新興國家的發(fā)展歷程表明，在經濟發(fā)展成功地從起飛階段向更高發(fā)展階段轉變的時期，往往是經濟發(fā)展速度較快，人們收入提高迅速的時期。伴隨著國民收入的快速增長，它們的邊際消費傾向會趨于下降，相應的剩余-儲蓄傾向會趨于上升，這種儲蓄率的上升正好又為工業(yè)化加速創(chuàng)造了條件。
　　但隨著工業(yè)化進入后期階段，伴隨居民收入增長的邊際消費傾向的下降，速度會自然放慢接近自身極限，相應的，儲蓄的增長速度自然放慢，儲蓄率會穩(wěn)定下來，甚至趨于下降。
　　我們把全世界的國家和地區(qū)分為低收入、中低收入、中等收入、中高收入、高收入五個層次，對這五個層次國家和地區(qū)，從1970-2010年的平均儲蓄率進行比較即可發(fā)現，低收入國家和地區(qū)的儲蓄率在這近20年時間里翻了一倍，而高收入國家的儲蓄率呈下降趨勢，中等收入國家的儲蓄率相對較高。處于起飛階段國家的儲蓄率明顯高于發(fā)達國家，1990年代以后，高出近10個百分點。
　　可見，隨著經濟發(fā)展階段的變化，消費和儲蓄的比例會自然發(fā)生變化，儲蓄率從低到高，再會經歷從高到低的過程。這種現象在所有經歷了經濟發(fā)展階段成功轉型的國家都客觀存在。這一客觀規(guī)律恰恰為工業(yè)化加速創(chuàng)造了高投資的條件，并促進經濟發(fā)展更快地向成熟階段轉變，從而使高儲蓄走向自己的反面，而進入高消費階段。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居民收入年均實際增長超過7%，其中，城鎮(zhèn)居民人均收入從改革開放初期1978年人均343.3元增加到2010年的人均19109.4元，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從1978年133.6元增加到2010年的人均5919元。
　　伴隨收入增長，居民的邊際消費傾向經歷了一個從高到低的遞減過程，相應的，居民的儲蓄潛力得到了很大提高，這為我國的高儲蓄提供了堅實的基礎。從1978年到2011年，我國居民的儲蓄率從12.4%上升到39%。
　　從人口結構來看，這20多年來我國特有的人口結構可能是解釋我國高儲蓄率的一個相當關鍵的因素。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恰好是我國工業(yè)化加速和60年代出生人口形成勞動力高峰的重疊期。
　　豐富的年輕勞動力供應從兩方面提高了我國的儲蓄率：一是勞動階段也正是創(chuàng)造財富、收入增長快于消費增長、形成儲蓄積累的階段。二是大量新增勞動力所形成的勞動力市場供給遠大于需求的趨勢，壓低了勞動力成本，相應的增加了企業(yè)的利潤，成為企業(yè)儲蓄，即所謂人口紅利。
　　根據我國歷次人口普查的情況，改革開放以來我國15-64歲勞動年齡人口占總人口比一直處于上升階段。1982年這一比例為61.5%，到1990年上升為66.7%，2000年為70.2%，到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時已經達到74.5%。根據我們的計算，我國的儲蓄率與國民收入增長和勞動人口占比正相關，勞動人口每個百分點占比的變化會影響儲蓄率2個百分點的上升或下降。
　　近年來，計劃生育政策對我國勞動人口年齡結構的影響逐漸顯現出來，勞動人口年齡呈現出快速上移的趨勢。根據2004-2010年中國統計年鑒提供的調查樣本數據和抽樣比推算，35歲以下勞動人口呈現持續(xù)凈減少趨勢，推算數據顯示2009年全國35歲以下勞動年齡人口為3.727億人，較2003年減少3738萬人，規(guī)模下降9.1%，年均減少約623萬人。
　　同時，1990年代后我國新出生人口大幅減少，總撫養(yǎng)比逐年上升，這些變化都將壓低居民儲蓄傾向，拉高消費率�？梢�，我國即將面臨一個消費率自然上升，儲蓄率自然下降的趨勢�？梢哉f，消費時代不請自到，使我國面臨工業(yè)化現代化尚未完成而提前進入高消費階段的困境。
　　從制度紅利來看，整個改革開放政策的實施帶來的就是制度結構的變化，這種制度結構的變化一方面帶來國民收入的快速增長，另一方面帶來了企業(yè)效率的快速提高，這都為我國企業(yè)儲蓄的快速增長創(chuàng)造了條件。
　　我國的儲蓄結構具有一個很大的特點是，企業(yè)儲蓄占比大，且提高很快。從1992年至2011年，我國企業(yè)在整個儲蓄中的占比從32.2%上升到42.8%;而居民儲蓄占比則從55.7%下降至47%。
　　這一方面反映國民收入分配中的不合理因素，即企業(yè)占比過大，但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我國國有企業(yè)體制改革的成功和其他各種所有制企業(yè)的發(fā)展進步，經營效益明顯提高，發(fā)展后勁充足。但隨著制度結構的日趨成熟，制度變革所帶來的紅利會自然趨于下降，由此而來的儲蓄來源也會趨于減少。
　　基于上述原因，我們可以看到，中國的高儲蓄并非源于居民不消費、少消費，而是源于經濟發(fā)展的客觀規(guī)律和中國特有的人口結構及制度變革，是特定歷史階段的特殊機遇，而非我們想要就要，想有就有的。是上天賜予我們的特殊禮物。我們應倍加珍惜，好好用于增加國民福祉。否則，機遇即將消失，支撐高投資的高儲蓄條件不再存在，經濟很有可能步入一個由高速轉入中低速時期。這時，我們的工業(yè)化現代化任務遠未完成，與發(fā)達國家相比差距還很大。國家很有可能會陷入一種未富先老的狀態(tài)。工業(yè)化現代化的完成可能因我們喪失高儲蓄和高投資而遙遠無期，甚至變得遙不可及。

　　對我國的投資率要有實事求是的正確估計，不要輕易得出過高的結論

　　近年來，媒體上充斥著關于我國投資率過高的各種評論和意見，一些專家學者也認為中國的投資率是過高的，但仔細研究之后你會發(fā)現，沒有一個提到投資率的高低如何判斷？什么樣的投資率才是合理的？其實，如果我們回到宏觀經濟學的最基本原理，即宏觀經濟平衡的最基本條件投資必須等于儲蓄（I=S），我們就不難推出判斷投資率高低的標準是儲蓄率。按照這個標準去分析研究我國的投資率或與其他國家進行對比，我們就會發(fā)現，我國的投資率不是高了，而是低了。
　　由于體制原因，我們的投資率存在高估，而消費率存在低估。
　　2011年世界銀行有個研究報告認為，由于統計方法，稅收規(guī)避，投資漏損等因素使我國的投資率存在高估，消費率存在低估，兩者偏差可能在10-15%左右。即消費占GDP的實際比例應為40-55%，而投資占GDP的實際比例應為35%-40%左右。
　　其實，如果我們仔細分析一下我國的投資體制，就不難發(fā)現造成投資高估的主要因素有：
　　一是項目層層轉包，投資資金大幅縮水，一些中標人將其承包的中標項目壓價倒手轉讓給他人，最后實際用于工程建設的費用大為減少，固定資產投資投入遠沒有統計數據上的那么大。
　　二是虛設項目與虛報價格。即在工程項目中存在虛設項目、虛報采購價格、重復計算工作量等。國家發(fā)改委2006年在中部六省區(qū)開展的固定資產投資項目清理檢查過程中，發(fā)現這種情況較為普遍。
　　三是腐敗造成投資資金流失。在現有固定資產投資特別是國有固定資產投資管理體制下，少數官員貪污投資工程款，使投資金額在進入實際工程過程中縮水。而為獲取項目而支出的公關費用、招標過程中發(fā)包方得到的回扣等，在統計上以工程款項而被納入固定資產投資，造成全社會固定資產總額被高估。
　　另外，由于體制性因素，有些消費比如行政事業(yè)單位違規(guī)福利的發(fā)放、公款吃喝等。這些公款消費、公共福利可能進入項目預算而不能以消費的名目列支，消費中沒反映，卻在投資中反映。
　　日本、韓國經濟高速發(fā)展期都出現過投資率的大幅提高，而經濟蕭條期則往往表現為消費率占比過高。相比日本、韓國，經調整后，我國的投資率并不太高。
　　日本1955-1970年是城市化工業(yè)化時期，投資率由23.62%上升到1970年峰值的39.2%。這個時期也是日本經濟高速增長時期。1973年-1990年，日本資本率總體呈下降趨勢，國民經濟步入中速發(fā)展階段。1990年之后，資本形成率降到30%以下，GDP增速進入低速增長區(qū)間，徘徊在1%上下，很少有連續(xù)3年超過2%的增長。2009年日本的消費率高達79.3%，而同期的儲蓄率和投資率卻分別只有22.9%和20.2%。
　　日本的消費率上升以及投資率下降伴隨經濟增長活力的下降，關鍵問題即是政府與居民之間的儲蓄、消費及投資的失衡問題。日本儲蓄率與其資本形成率、經濟增速存在密切聯系。數據顯示，儲蓄率與資本形成率的相關系數高達0.94，儲蓄率與經濟增速的相關系數為0.69。
　　韓國工業(yè)化時期投資率峰值達39.85%。1960-1991年間，韓國投資率持續(xù)處于上升階段，并于1991年達到峰值39.85%，此后逐步下降，1998年降至低點25%后緩慢上升，2008年為31.41%。1992年至今，韓國進入中速發(fā)展階段。資本形成率平均為31.5%，最終消費率平均為66.5%，凈出口率為2.1%，GDP增速平均為5.2%，比上一時期低4.3個百分點。
　　我國趕超型經濟和處于由工業(yè)化中期向后期轉變、城市化較快發(fā)展階段的特點，要求經濟發(fā)展保持較高的投資率。
　　從世界各國的發(fā)展歷程看，當一個國家處于以農業(yè)為主的時期，沒有過多的剩余可用于建設，消費投資比中的消費必然占極高的比率；當經濟發(fā)展到一定程度，為適應工業(yè)化的發(fā)展，對基礎設施和擴大再生產的需求不斷加大，導致投資規(guī)�？焖僭鲩L，消費投資率中的投資比率會不斷提高。
　　而當一個國家實現了工業(yè)化，擁有了足夠的基礎設施和物質生產能力時，投資的需求增長相對緩慢，政府和民眾會把大部分收入用于改善生活的消費，投資率就會從停止上升到逐步下降，最后保持在滿足維持簡單再生產和經濟低增長的水平，消費投資比也相對穩(wěn)定在消費率較高的程度。
　　中國目前處于工業(yè)化中期向后期過渡階段，城市化水平剛剛達到50%，較發(fā)達國家的城市化水平和質量有很大差距。充足的勞動力供給是中國經濟發(fā)展可以依賴的紅利，也是過去幾十年來中國高儲蓄率得以持續(xù)的一個重要原因。人口紅利不但提供勞動力供給，還對基礎設施、交通運輸、住房、勞動就業(yè)帶來旺盛的需求，從而促成了經濟高速發(fā)展中所需要的高儲蓄率和高投資率。
　　但應該看到，看似無限供給的我國勞動力資源并非真是無限供給，2009年下半年以來中國東部沿海地區(qū)紛紛出現招工難，勞動力成本上升，“民工荒”突顯。從連續(xù)多年發(fā)生的“民工荒”到“工資上漲”都表明我國勞動力成本在加快上漲。而與此對應的人口紅利將逐漸減少，儲蓄率也將隨著人口老齡化的到來而下降。
　　在我國城鎮(zhèn)化、工業(yè)化、現代化還未實現的時期，我國的老齡化卻提早到來，這更加劇我們的緊迫感。抓住最后的機遇，珍惜每一分儲蓄，把儲蓄資源充分有效地轉化為加快我國經濟發(fā)展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投資，既是經濟規(guī)律的要求，更是增加國民福祉，防止未富先老的社會責任。機不可失，時不再來，高儲蓄是求之不得的好事，高投資不是中國經濟問題的，而是解決中國經濟問題和社會問題唯一正確的路徑。
　　相比我國的儲蓄率，我國的投資率不是高了，而是低了。
　　從改革開放到上世紀90年代，我國的儲蓄率往往小于投資率，儲蓄跟不上百廢待興的投資需要，所以要大力吸引外資來補充國內儲蓄，以滿足投資需要。但儲蓄往往滿足不了更大的投資需要，所以那個時期宏觀調控所面臨的首要問題是控制消費擴大儲蓄，控制投資，防止與儲蓄過分失衡造成國民經濟過分對外負債。
　　但1990年代末期以來，隨著我國儲蓄率的快速上升，我國經濟發(fā)展中所面臨的問題是投資率長期較大幅度偏離儲蓄率的問題。盡管我國的投資率相對其他國家而言不算低，并隨著儲蓄率的上升也呈現較快上升勢頭，但由于投資率始終沒有趕上儲蓄率的變化，相反，每次的宏觀緊縮都要承受首當其沖的調控沖擊，儲蓄率仍始終高過投資率，導致兩者間長時間存在較大缺口。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期間該缺口達到3.5個百分點，在上世紀90年代其他年份中儲蓄率約高出投資率1.5到3個百分點。
　　自2000年以來，尤其是2003年以后儲蓄率與投資率的缺口呈現擴大趨勢，到2007年金融危機前兩者缺口已經擴大到10.7個百分點，之后在國家促進投資政策拉動下雖再次縮小，但仍然保持在5到6個百分點。我國3.3萬億高額的外匯儲備及長期面臨的流動性過剩就源于這種缺口（扣除凈資本流入因素）。
　　我國宏觀經濟的核心問題是儲蓄長期大于投資的不均衡問題，這種儲蓄與投資的內部失衡在滯后的外貿政策、外資政策和匯率政策作用下，最終轉化為國際收支長期雙順差的外部失衡，這種外部失衡又在滯后的結售匯政策作用下轉化為更嚴重的內部失衡，即流動性過剩壓力和通貨膨脹，最終國內經濟陷入控通脹與保增長的交替循環(huán)之中。
　　因此，我們認為我國投資率長期低于儲蓄率不僅是經濟增長的損失，也是我國通貨膨脹的根本原因。但這種通脹是一種不同于純貨幣信用過量供應而導致的通脹，而是一種由外匯儲備而來的流動性過剩而造成的通脹，我們可以稱之為有物資保障性的通脹。
　　治理這種通脹不能依靠緊縮貨幣信貸和控制投資增長，相反，需要擴大投資去縮小與儲蓄率的差距才能減輕貿易順差壓力和過剩流動性來源，否則，不僅這種通脹得不到有效治理，反過來還有可能為了控制通脹而導致經濟增長放慢。當前我國經濟運行走勢就是這種情況。

　　我國離發(fā)達國家的差距還很遠，仍存在吸收高投資的廣大空間，必須珍惜每分儲蓄，把儲蓄資源充分有效地用于加快國內建設

　　盡管我國的經濟總量在2010年達到世界第二，但按人均，我國的排名僅居第99位，人均國民收入與美國、日本、歐洲等發(fā)達國家差距巨大，我國僅相當于美國的9%，日本的10%，英國的12%，法國的11%，德國的11%。
　　我們往往從總量從國內市場去看待我國的產能和投資。但如果我們按人均則會有完全不同的印象。目前我國每年鋼鐵消耗量6億噸，人均消費約400-500公斤，超過世界平均水平一倍，甚至超過了大多數發(fā)達國家，似乎說明了我們“鐵公基”為主的投資拉動是畸形的GDP模式。
　　但若拿出工業(yè)化國家曾經的鋼鐵消耗數據，便會發(fā)現伴隨著工業(yè)化的發(fā)展，人均鋼鐵消費一定是爆炸式成長的，直到工業(yè)化完成才會停滯甚至下降。美國人均峰值出現在1973年，人均710公斤，是我國當前消費量的近一倍，日本也是1973年，人均1100公斤，是我國的近三倍。
　　再從資本存量和鐵路公路等基礎設施建設來看。據匯豐估計，中國的資本存量在2010年底達到93.3萬億元人民幣，合13.8萬億美元，為美國資本存量44.7萬億美元的30%。若以人均衡量，2010年中國人均資本存量為1萬美元左右，不足美國的8%，為韓國的17%左右。
　　匯豐的數字還顯示，中國當前的資本存量規(guī)模，有80%是近10年間形成的，意味著中國的工業(yè)化的“黃金期”似乎剛剛開始。2002年的數字，按國土面積平均的鐵路路網密度，中國每萬平方公里只有75公里，而工業(yè)化國家大多比我們多出一個數量級，如德國為1000公里，英國700公里，日本為530公里。若按人口計算，中國每萬人擁有的鐵路長度也遠小于工業(yè)化國家，我們是0.56公里，而加拿大為16.1公里，美國5.5公里。即便是人口稠密的歐洲和東亞國家，如德國每萬人擁有鐵路4.4公里、日本是1.59公里。2003年以后，我國鐵路投資迎來了跨越式發(fā)展，截至去年底鐵路運營里程增加了1/3，接近10萬公里，但與工業(yè)化國家相比，仍有著巨大的差距。
　　目前我國的鐵路網總里程僅相當于美國的40%。盡管2011年底中國鐵路系統可能突破9.9萬公里，但這僅相當于美國19世紀70年代的規(guī)模。美國鐵路系統盡管在 20 世紀下半葉擴張后回歸理性，但在2009年仍超過22.6萬公里，為中國的兩倍有余。事實上，中國可能擁有世界上最繁忙和最高效的鐵路系統。其鐵路網絡占世界鐵路總網絡的6%左右，但運量占全球的24%。
　　從高速公路情況看，盡管中國交通基礎設施（尤其在內陸省份）的建設飛快，但整體而言中國的高速公路仍落后于發(fā)達國家。即便在相對發(fā)達的東部地區(qū)，公路密度也僅為每平方公里1公里，低于經合組織國家 20% 以上。內陸地區(qū)的差距則更大。
　　再從地鐵情況看，中國超過500萬人口的城市近100個，且該數字還在不斷攀升。但其中有80多個城市尚無地鐵系統。中國現有及在建鐵路系統與發(fā)達國家相比仍比較有限。上海及北京是例外，這兩個城市擁有中國最先進的地鐵系統。北京（358公里）得益于2008年奧運會，上海（420公里）得益于2010年世博會。上海目前取代倫敦成為世界上地鐵最長的城市。但在人口超過2千萬（紐約或倫敦人口約8百萬）的北京和上海，地鐵系統仍需進一步發(fā)展。
　　而醫(yī)療、教育等社會領域的發(fā)展水平與西方的差距更大。目前，我國醫(yī)療資源緊張到有病難進醫(yī)院，醫(yī)院床位擺到了樓道走廊，看病排隊更是令人頭痛、百姓叫苦的事情。而教育方面，農民工子女無法隨父母到就業(yè)地上學，留守兒童問題成為中國最大的社會后遺癥。
　　再從資本的回報率來看，我國的資本積累遠沒有達到收益遞減的階段。中國1979-1992年資本實際回報率平均為25%，1993-2005年為20%左右。此外，如果將庫存考慮在內并剔除住宅建設及稅收的影響，2003年資本回報率從上世紀90年代的個位數提高至11-12%左右。
　　由此可見，我們的問題不是投資過剩，而是投資不足。投資浪費、投資低效、投資重復，不是投資總量問題，而是投資體制問題。我國不是投資多了，而是少了；不是無處投資，而是到處都需要投資；不是投資回報率低，不合算，而是有足夠的回報足以吸引投資者。

　　當前我國經濟增長速度的過快下滑主要在于投資速度的過快下滑，穩(wěn)增長必須穩(wěn)投資

　　去年以來，為了控制不斷走高的通脹和房地產價格，我國實行了控制房地產投資、鐵路投資和以緊縮為基本特征的宏觀調控政策。結果物價下來了，通脹一路走低，經濟增速也一路下行。不管這種速度是否在我們可承受的范圍之內，但這種速度的回落是以房地產投資、鐵路投資下降為主的基建投資快速下降造成的。由于投資的大幅下降，導致相關產業(yè)的增長受損。
　　同時，投資的下降反過來會透過影響就業(yè)而影響消費。而消費的減弱，相對的是提升了儲蓄，儲蓄的提升與投資的下降，進一步加劇投資與儲蓄的失衡，經濟進一步陷入收縮狀態(tài)。因此，如果我們對當前的投資的過快下降不加以高度重視，經濟進一步下滑的趨勢就難以扭轉，情況就可能進一步朝著我們不愿看到的方向發(fā)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