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國以來的歷史可以分為兩段；前一段是建設和運行一個體制，后一段則是改革這個體制。今天，當后一段歷史的長度已經超過前一段的時候，舊體制并沒有完全退出歷史舞臺，社會上反而發(fā)生了很大的分歧和爭論。一些人認為，市場經濟造成了嚴重的貧富分化、貪污腐敗、環(huán)境污染和不公正現象；與其這樣搞改革，還不如回到原來的體制。這種思潮獲得了不少民眾的支持。
　　這是一個令人遺憾、又發(fā)人深思的現象。然而，經過仔細分析就可以發(fā)現，造成這種局面的責任，在很大程度上要由改革者來承擔。由于以往的改革采用了某些不甚恰當的方式，并將之嚴重地擴大和濫用，這才造成了上述諸多不良的后果。在一些人的心目中，搞市場經濟就是搞原始的、野蠻的資本主義那一套，“放開”、“搞活”就是把法律、公平、正義放在一邊，想要怎樣就怎樣。規(guī)則和道義被當作束縛，當作市場的對立面。一些人要搞的就是這樣的“市場經濟”，而如今遭到激烈反對的顯然也是這樣的“市場經濟”。我們可以相當肯定地說，市場經濟被曲解了，被誤解了，被玷污了，被錯誤地實施了。這一點，只要我們注意到一些人聽到“市場經濟”這四個字時的激憤態(tài)度，就會立刻明白。左翼人士的呼吁是值得同情的，他們的訴求包含著重大的合理成分。當然，那個“共同貧困”的老路不能走；對于這一點，即使公開主張走老路的人恐怕也是了然于胸的。所以，左翼的主張主要是批判性的，是一種不滿的表達和情緒的宣泄�，F在的關鍵在于重新認識市場經濟，就改革的指導思想、目標、戰(zhàn)略和方法（甚至語言）建立新的共識。不能繼續(xù)用那一套老觀念和老辦法來搞改革，改革需要一個很重要的轉向。
　　老一套的改革，主要是采用增量式的、試點的、個別的、局部的、差異化的和有控制的方法。本欄目已經論及（參閱5月7日文章），這種方法的合理性主要在于它就市場經濟的偉大力量展示了例證，樹立了榜樣，以便扭轉當時人們普遍僵化的思想。一旦這個歷史使命完成了以后，改革的方法就應當適時轉型了，就應當盡快地轉向實行普遍的、平等的、自由的、公平的、法治的和全國性的市場經濟體制。可是，實際上，這個轉型不僅未能及時進行，前一種方法反而被擴大使用了。國家不讓市場之水自由地流淌，反而把整個經濟用一道道籬笆分別隔離開來，對其中的每個部分分別實行差別待遇。沿海－內地、國企－民營、中資－外資、傳統產業(yè)－高科技、實體經濟－金融業(yè)、城市－鄉(xiāng)村等等，都實行各不相同的政策。我國經濟成了一個大雜燴，一切都聽憑政府的有形之手在其中調制和指揮。俗話說“眾口難調”；在這種情況下，政府是不可能做到“一碗水端平”的，誰也沒有這個本事。于是，巨大的、廣泛的和多種多樣的不平等出現了，權勢階層和投機分子利用這些“大好機會”大肆貪污腐敗，巧取豪奪。一個原本奉行平均主義的經濟體，在三十余年間被迅速折騰成了貧富差距位居世界前列。
　　就現狀來看，并非人人都認識到了改革所需要的轉向。例如，現在一提到重啟改革，有人馬上又去這里搞個試點，那里設個特區(qū)。筆者說，且慢，且靜下來想一想。改革搞了三十多年了，全國都成了試驗區(qū)，這還不夠嗎？這還沒有整明白嗎？還有什么好試的！
　　人是有頭腦、有理性思維的；試驗進行到一定程度，他就會打住，就會形成理論總結。參照古今中外的各種經驗教訓，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即市場經濟離不開法治，自由競爭離不開平等。良好的法治加上自由競爭，在大部分情形之下，就既可以獲得效率，也可以保護公平正義。這兩個方面不可以偏廢。改革的方法絕不是簡單地簡政放權。簡政放權的確是要害，但是，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該管的事情，例如維護法治、興辦基礎設施和社會事業(yè)、調節(jié)收入分配、保護弱勢群體等等，需要同時進行加強和改善。政府的職能從對工商業(yè)的直接干預中撤出，在上述領域則有一個“重新進入”的過程。該管的一定要管住管好。這兩個方面如果不同時強調，新一波的簡政放權也就將會帶來新一波的消極現象，進而招致新一波的不滿和批評。某些市場派人士的論述是有缺陷的，這種缺陷長期以來都以不同的形式存在著。片面的論述可以誤導政府，誤導大眾。膚淺的觀念要為社會的分裂承擔一定的責任。
　　例如，一直以來，存在這樣一種錯誤說法，即“窮人需要剝削”，“我不剝削你，你就不能致富”，“貧富分化是天經地義的”，“收入分配是客觀條件決定的”，等等。這種論點以決定論、宿命論的眼光來看待貧富差距，它導致政府和民眾在收入分配問題上只是消極接受和認命，而不是積極行動。的確，既然進行競賽，就要誠實地承認比賽結果，尊重比賽結果就是尊重比賽本身，否則比賽就無法持續(xù)地進行下去。然而，世界上并不存在完全公平的比賽規(guī)則，這就要求我們不僅要不斷地修訂和完善規(guī)則，還要適當地對收入分配進行再調節(jié)。目前普遍盛行于各發(fā)達經濟體的調節(jié)財富分配的各種機制和做法，就要予以大膽的引進。
　　然而，現實情況是，政府部門既不認真地致力于建設和維護公平的游戲規(guī)則，在收入再分配方面也是三心二意。兩方面工作的重要性都沒有得到充分的認識。放著現成的手段不用，卻在那里空談“收入分配改革”和“公平正義”。例如，集體訴訟制度就是一個保護民眾利益、促進社會公正的好制度，而最近剛剛修改過的《民事訴訟法》仍然沒有完全接納它。筆者認為，就個人所得稅目前所處的尷尬境地，決策層應該有所決斷了。這個稅種要么干脆廢除，要么就應當認真地實行起來。在征管方面，有必要參照外國政府的一些做法，設立專門稽查高收入階層繳稅狀況的部門，并對稅務舉報行為實行制度化的提成獎勵。一個人在國內賺了錢，現在要移民海外，是不是應該有一個稅務稽核的手續(xù)呢？筆者就此問題略微調查了一下，答案似乎是：現在還沒有！
　　以上談了一次分配與二次分配兩個不同層次的問題。如果這些現成的措施都能夠得以良好實施，收入分配的現狀不僅將會大為改觀，而且發(fā)展的質量也會提高。然而，我們是否就可以以此為滿足呢？還要注意到，在財富分配方面，世界各個發(fā)達經濟體具有彼此很不相同的表現；有的貧富懸殊，而有的則是均富型的，其財富平均程度甚至接近我國改革開放前的水平。這很值得進行研究。效率與平等的結合以及制度創(chuàng)新的空間是無限的。當年，新興的美利堅合眾國通過借鑒各個歐洲國家的歷史經驗，一舉成為世界最領先和最進步的國家；此之謂“后發(fā)利益”。中國古語有云：“取乎其上，得乎其中；取乎其中，得乎其下�！碑斀竦闹袊�人是不是也應該把目光和心氣兒定得高遠一些？是否也可以在制度建設上有所創(chuàng)造和突破呢？這是又一個層次的問題。這個問題絕不是可有可無的，我們將在以后各期逐步展開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