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本次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承諾全球不會陷入“貨幣戰(zhàn)爭”，但縱容與默許日元的大幅貶值，事實上意味著貨幣戰(zhàn)已經打響。在發(fā)達國家憑借絕對貨幣優(yōu)勢在持續(xù)轉嫁匯率風險的過程中，新興經濟體的金融風險和通脹風險在不斷加大，不得不承擔歐美寬松政策外溢的成本。
作為被寄予很高期望的全球經濟治理新框架的G20并沒有給出真正的抑制危機的“良方”，盡管本次G20財長和央行行長莫斯科會議承諾全球不會陷入“貨幣戰(zhàn)爭”，但對于日元大幅貶值的縱容與默許，事實上意味著貨幣戰(zhàn)已經打響。
貨幣戰(zhàn)的背后是全球量化寬松政策底線一次次被突破。巨大的債務壓力直接威脅著高負債國家的融資能力，在財政政策受限的情況下，用貨幣政策替代成為發(fā)達國家普遍采用的模式。然而，量化寬松在提振本國經濟的同時，卻是不惜以損害其他國家利益為代價的政策，新興經濟體不得不承擔政策外溢的成本。
自國際金融危機迄今，歐美發(fā)達國家已大大突破了歷史上任何一次危機所企及的政策寬松底線。美聯(lián)儲2007年以來已先后實施了四次量化寬松政策，資產負債表也急劇擴張至目前的3萬億美元左右，而兩輪長期再回購操作(LTRO)之后，歐洲央行資產負債表總規(guī)模也達到了3.2萬億歐元。如果歐洲央行針對二級國債市場無限量沖銷式購買國債（OMT），以及美聯(lián)儲繼續(xù)購買債券可能導致今年底歐洲央行和美聯(lián)儲資產負債表飆升至4萬億美元。而日本央行更是徹底拋棄了底線，連續(xù)實施了十一輪量化寬松政策。
縱觀當前的主要債務國，經濟增長率遠低于融資利率，較高的債務水平根本無法維持，債務清償要求迫切，在“過度負債”的條件下，遇到外部沖擊，債務與緊縮相互作用，已形成了經濟循環(huán)下滑的機制。而在資產負債表式衰退情況下，系統(tǒng)性失靈的風險還在加大，即便這些主要債務國政府和央行采取更多經濟刺激措施，也只是“緩兵之計”而已，很難根本逆轉債務危機所帶來的巨大阻力。
無奈的是，發(fā)達國家央行普遍通過長期低利率或量化寬松等方式來減輕債務負擔，從而走上了債務貨幣化的道路，因此只能靠量化寬松維持債務循環(huán)。事實上，2008年之后歐美主要央行的邏輯，已重新定義了央行與財政的關系，這種重新定義，實際上讓歐美的中央銀行走上了一條“去獨立性”之路。觀察美聯(lián)儲、歐洲央行、日本央行以及英國央行的量化寬松或準量化寬松政策，其貨幣政策目標已經非常清晰：盡一切可能維持岌岌可危的政府債務循環(huán)！
債務貨幣化大大稀釋了債權人的利益，進一步加劇東西方國家的財富分配失衡。過去10年間，新興發(fā)展中國家的外匯儲備總量從約7500億美元（相當于GDP的11%）增至近去年底的7萬億美元左右，占比已遠遠超過全球儲備資產的50%。這些儲備大多數(shù)以美國國債或其他低收益主權債券的形式投資，等于在為發(fā)達國家的債務融資，長期債務貨幣化，勢必嚴重侵害各國債權人的資產和金融利益。
如果以黃金比價來計算，從上世紀70年代布雷頓森林體系坍塌至今，美元對黃金貶值了近100%。特別是本世紀以來，黃金價格漲幅超過六倍，而美元指數(shù)貶值超過36%。美國債務海平面的繼續(xù)推高和美元的不斷貶值，使得世界各國真實購買力和主權財富面臨持續(xù)的重大損失。而貨幣政策、匯率政策以及國家金融安全都被置于巨大的風險之下，長期的廉價美元和廉價資本將使得各國在痛苦的失衡中越陷越深，各國的主權財富風險隨著美國債務風險長期化、債務貨幣化而同步上升。
發(fā)達國家這些年來就是如此憑借貨幣戰(zhàn)中的絕對貨幣優(yōu)勢在持續(xù)轉嫁匯率風險。G20會議不承認貨幣戰(zhàn)，實際上是對日元貶值的縱容。日本自民黨安倍政府上臺后強硬推行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和匯率政策同步趨向大幅寬松的“三松政策”，并主打“日元貶值”牌，由于日本是亞洲許多國家的中間產品供應國，日元急劇貶值，勢必引發(fā)與之貿易聯(lián)系密切國家政府的反彈，以及匯率市場的干預及競爭性貶值，而為了抵御本幣升值和貨幣套利壓力，越來越多的新興經濟體可能被卷入全球貨幣戰(zhàn)的漩渦之中，而這將可能引發(fā)貿易戰(zhàn)的一連串連鎖反應，激化國家間的矛盾。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預測，2013年全球貿易保護主義繼2012年之后會有更大規(guī)模抬頭，世界貿易增長率預計僅為4.48%，大幅低于1980年至2011年5.68%的年均增速。
毋庸置疑，歐美的持續(xù)量化寬松加大了新興經濟體的金融風險。新興經濟體在對沖外部流動性時，看似緊縮力度加大，但主要仍依靠量化措施，而且前期救市釋放的大量資金還遠未消化。由于經濟的高速增長和直接融資市場的有限體量，新興經濟體多數(shù)存在經濟“過度銀行化”的特征，特別是儲蓄率較高的亞洲各國表現(xiàn)為銀行資產負債表快速膨脹、信貸占GDP比率較高。新一輪全球流動性泛濫無疑將進一步做大或做空新興市場資產泡沫，擾亂其信貸循環(huán)，加大銀行不良貸款等尾部風險。去年二季度，印度央行對100家銀行的調查結果顯示，銀行壞賬已經對印度金融系統(tǒng)構成了最大風險。
歐美的持續(xù)量化寬松還進一步推升了新興經濟體輸入型通脹的風險。2012年以來，受歐債危機持續(xù)惡化等因素拖累，全球經濟出現(xiàn)同步放緩跡象，需求不足導致國際原油價格、基礎大宗商品價格一度呈下行走勢，包括全球消費價格指數(shù)（CPI）和生產價格指數(shù)（PPI）在內的通脹水平普遍有所回落。然而，在幾輪貨幣潮涌的刺激下，新興經濟體再次面臨新一輪通脹的壓力，其通脹水平處于歷史高位，特別是去年三季度后，全球量化寬松大潮進一步推動新興經濟體CPI趨勢性回升，去年，中國12月CPI上漲2.5%，創(chuàng)半年新高；新加坡12月CPI按年升幅加快至4.3%，印度12月CPI同比大幅上升10.55%。隨著經濟走勢回升和產出缺口回補，新一輪通脹卷土重來之勢已不可阻擋。
貨幣戰(zhàn)不會因G20的宣誓而休止。2013年，一場持久的貨幣保衛(wèi)戰(zhàn)正等待著新興經濟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