島國出了亂子往往很可怕。不列顛和日本都是島國，他們瘋狂的時候給世界帶來了巨大的災難。如今的歐債危機也是島國當先，繼冰島、愛爾蘭之后，突然間塞浦路斯又出大麻煩了。為救助希臘債務危機，塞浦路斯把龐大的銀行存款借給希臘，如今希臘無力償還，背上巨額債務的塞浦路斯銀行被逼到了絕境。火燒眉毛之際，塞浦路斯政府提出向各家銀行的儲戶征收重稅。
　　這是一項世界金融史上的革命性舉措，國際資本市場上的一件大事。通常，即便是銀行資不抵債了，會要求股東和債權人承受損失，但塞浦路斯這回卻是要儲戶做出犧牲，共同承擔責任，這就打破了國際資本市場的一條不成文規(guī)定：政府不會讓儲戶血本無歸。即便對籌款擔保做了上限規(guī)定的美國，在實際操作中也是要力保儲戶全身而退的。所以，征稅消息傳出后，塞浦路斯全島沸騰，全民群起而攻之，有可能采取革命行動，以民眾的激進對付政府的激進。而塞浦路斯的銀行則已嚇得不敢開門，生怕儲戶擠兌。
　　由于金融秩序大亂，塞浦路斯需要大約170億歐元才能渡過這次難關。但歐盟以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會商后認為，塞浦路斯只能承受100億歐元的債務，如果塞浦路斯政府無力另籌70億歐元，歐盟就不會發(fā)放貸款，于是政府方寸全亂。就想從銀行儲戶身上拔毛，搜刮58億歐元，近于明火執(zhí)仗搶劫。
　　塞浦路斯的危機告訴世人，資本市場無小事，緊要關頭，政府是會肆無忌憚的——詩意說法是“事到萬難須放膽”。
　　但塞浦路斯立法機構不同意，他們另推出了一個方案，包括四項內容：第一，設立團結基金，統(tǒng)一調動和使用國家可以掌握的資產(chǎn)，包括國家所掌握的退休基金；第二，將問題銀行一分為二，正常銀行與壞賬銀行分開；第三，存款在１０萬歐元以上的儲戶可能在劫難逃，還是要繳納一定比例的稅；第四，采取資本控制措施，以防資本外逃。
　　很清楚，塞浦路斯立法機構的立場是，即便是共赴國難，也還是應當有貧富之分，富人應當多出錢。是的，在人民當家作主的國家，如果決策涉及全民或多數(shù)公民，應當由立法機構同意。至少塞浦路斯做到了這點，肯定并驗證了立法機構的積極作用。從這個意義上說，塞浦路斯的債務風波，也是國際資本市場上的一件大事。
　　塞浦路斯銀行危機還提醒世人，離岸金融中心發(fā)生的事都是國際資本市場的大問題。塞浦路斯是國際著名的離岸金融中心，其銀行的危機因此而起，真是成也蕭何，敗也蕭何。國際離岸金融中心原本各有分工：英屬維京群島與中國有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在那里注冊的公司的許多股東是中國人；美國佛羅里達州的邁阿密則是拉美人秘密存款的地方；列支敦士登與瑞士的關系比較密切；而塞浦路斯則是所謂的避稅天堂，特別是俄羅斯人的避稅天堂，很多俄羅斯人在此存款避稅，其存款金額據(jù)悉可達30億歐元。項莊舞劍，意在沛公。塞浦路斯征收存款稅，實際是向俄羅斯儲戶揮刀。于是，普京總統(tǒng)直接發(fā)話，指責塞浦路斯的做法不公平、不專業(yè)。
　　塞浦路斯的金融危機顯示，資本市場是國家與國家，國家與國家集團之間，國家集團與國家集團之間的博弈。細究起來，塞浦路斯政府敢向儲戶征收存款稅，也是得到了歐盟的授意和脅迫的。以德國為首的歐盟國家不愿意為俄羅斯儲戶買單。在很多時候，在資本市場也是個人與國家之間的博弈。當然，俄羅斯的國家利益與俄羅斯富人的利益并不完全一致。俄羅斯已向塞浦路斯提供了２５億美元的貸款，以支撐塞浦路斯銀行，但其受惠者自然是那些俄羅斯儲戶，而并非俄羅斯國家。
　　資本市場的批評者和叫好者幾乎都同意，資本市場必須公開、公正和公平。我們稱其為“三公”原則，并將其寫進了《證券法》，以國家大法的形式肯定了三公原則，有千秋萬代永不變色的雅意。美國證券法的披露原則也是同樣的意思，與我們的三公原則表述不同，但意思是一樣的。三公原則的成立，依賴于一個重要假定，即，資本市場是可以做到公開、公正、公平的。但塞浦路斯以及其他離岸金融中心的表現(xiàn)恰恰證明，資本市場根本無法做到公開、公正和公平。資本權貴就是可以在離岸金融中心停泊巨款，注冊公司（除避稅之外，還可以隱瞞股東身份）。說得更露骨些，離岸金融中心就是法律允許的藏兵洞，可以埋伏神兵千百萬，神出鬼沒，以一當十，克敵制勝。而這種信息不披露又是為各資本大國所認可的，因為政治、金融權貴都需要這些藏兵洞。這就從根本上否定了三公原則。這次塞浦路斯的危機暴露的真相是，在西方資本市場，三公原則是無法實現(xiàn)的、誤導投資人的崇高理想。
　　塞浦路斯金融危機還凸顯了一個事實：銀行坐大，后患無窮。塞浦路斯的銀行資產(chǎn)太大，銀行不出問題，國家要被綁架；銀行出問題，國家就更會被綁架。
　　銀行理當是社會的后臺，銀行理當回歸到社會的后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