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往印尼參加亞太經合組織領導人非正式會議前，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宣布提高消費稅，即從明年4月1日起將消費稅率從目前的5%提高至8%，這是1997年以來該國首次調高消費稅率。目前來看，該措施很可能給剛剛出現復蘇勢頭的日本經濟帶來較大負面影響。但是，明知有影響，日本政府還要堅持這樣做，其背后的邏輯令人深思，筆者認為，日本調高消費稅是在步法國不當政策的后塵，可能會產生更大的負面效果。
安倍于去年12月就任之后，立即啟動了被稱為“安倍經濟學”的更加激進的刺激經濟政策。不過，“安倍經濟學”盡管符合通貨緊縮條件下刺激政策的需要，但歷史實踐表明，長期擴張政策的邊際效率是遞減的，刺激越久效果越差。日本實施刺激經濟政策20多年來，年均經濟增長率只有1.1%。更為嚴重的是，長期刺激經濟政策，為日本經濟的后續(xù)發(fā)展埋下了巨額財政赤字和龐大債務負擔的隱患。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fā)后，日本經濟刺激計劃的總支出規(guī)模達75萬億日元，已占到國內生產總值(GDP)的5%左右，為此必須大規(guī)模發(fā)行國債。日本財務省公布的最新數據顯示，日本國家債務余額歷史上首次超過1000萬億日元（約合10萬億美元），相當于其GDP的兩倍多，債務/GDP比率居發(fā)達國家首位，比希臘、意大利、西班牙等歐債危機重癥國還高。權威機構預測，到今年年底日本的債務規(guī)模會達到1100萬億日元，折合11萬億美元，相當于日本GDP的250%。
被龐大債務負擔壓得喘不過氣的安倍政府最終抵制阻力，不得不下決心調高消費稅率以挽救財政危機。實際上，早在去年8月日本國會就通過了一項銷售稅率上調的議案，計劃到2014年4月把日本的銷售稅率上調至8%，到2015年10月進一步上調至10%。這是日本朝著財政整頓邁出的一步。但這一議案，在安倍上臺后就暫且擱置了。從今年5月到9月，安倍政府對提高消費稅率對經濟增長及重振財政會造成多大的影響進行了評估。因為在這種財政困境下上調稅率是一把雙刃劍，所以人們對該政策的最終效果分歧很大。支持上調消費稅率的有日本央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他們認為，上調消費稅率是抑制日本公共債務膨脹和防止投資者對日本國債失去信心的必要手段；而反對陣營則擔心，此舉會導致日本經濟重新滑向衰退，上調消費稅率計劃短期可以在2013-2014財年為日本經濟增速作出預計0.2個百分點的積極貢獻，等上調消費稅率落到實處，消費者將相應地縮減消費，又會在2014-2015財年給日本經濟增速帶來0.6個百分點的負面拖累。同時，消費稅增稅對總需求的抑制會讓日本難以如期實現2%的通脹目標。
筆者認為，日本在制定調高消費稅率的政策時應當吸取德國和法國的經驗教訓。9月22日，默克爾以壓倒性勝利成功地第三次當選德國總理，默克爾之所以能擊敗競爭對手，主要原因之一就是默克爾一直拒絕向富人增稅。然而法國在這方面卻教訓深刻。2012年7月，法國政府宣布對富人增稅政策，導致許多高收入人群移民海外。這種現象早在上世紀90年代就已經出現，移民者多為社會精英階層，在帶走財富的同時，還帶走了在法國的產業(yè)，這使得法國政府遭受稅收、人才和就業(yè)崗位的多重損失。默克爾長期拒絕向富人增稅，就是為了避免重蹈法國的覆轍。法國征稅還只是針對富人，就造成了出人意料的負面效果，而日本的消費稅率是統一稅率，是針對全體消費者，因為消費稅是一種“逆向調節(jié)”的稅種，所以窮人的實際負擔更大，對經濟的負面影響可能更大。提高消費稅率可能進一步扭曲日本家庭財富分配，而日本的老齡化現象比較嚴重，按照上述速度提高消費稅率，將嚴重遏制日本的主流消費人群的消費能力，自然會造成日本經濟困難。盡管日前日本央行作出承諾，一旦安倍決定按計劃在明年4月將消費稅率從5%調高至8%，日本央行將考慮推出進一步的貨幣寬松政策。但對經濟的刺激，財政稅收政策與貨幣政策的效果是不一樣的。
所以，筆者認為，日本政府現在決定明年4月提高消費稅率似乎還為時過早，因為，畢竟屆時日本內外經濟形勢并不是已經到了“好得不能再好”的地步，日本上調消費稅的基礎尚不牢固。如果安倍執(zhí)意孤行，那終將要為其作出的決定付出代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