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體制造成的不平等，是當前公眾普遍不滿、強烈要求盡快解決的突出問題。恰恰是這些體制性不平等的困擾，構成了我國經濟社會的最主要矛盾。
　　●越是重要領域和關系到國家命脈的關鍵行業(yè)，如要素市場、重化工業(yè)、支柱產業(yè)、基礎設施等，越缺少有效監(jiān)督，排斥市場的狀況就越是突出。
　　●實體經濟領域、初次分配領域要充分市場化，確保效率優(yōu)先。
　　●穩(wěn)中求進中要尋求突變。必須巧妙地處理好漸進與突變的辯證關系，把握好出臺綜合配套高強度集中化改革的時機和節(jié)奏，而不能一味片面強調漸進。

　　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召開在即，全面深化改革重要決策舉世矚目，各項具體方案正在緊鑼密鼓的醞釀之中。在利益多元化、國內外經濟情況高度復雜、約束條件越來越多的新形勢下，全面深化改革成敗的關鍵是理清思路，從不同階層和利益群體中找到根本利益，形成最大共識，從而找準能夠為各界普遍接受的主攻方向。

　　全面深化改革要防止頂層設計缺陷

　　三十多年來，隨著發(fā)展與改革的歷史性演化，我國社會經濟利益關系也逐步呈現(xiàn)復雜化、多元化局面。在這種情況下，全面深化改革需要處理好方方面面的關系，防止出現(xiàn)頂層設計缺陷，在“改什么”、“怎么改”的重大問題上，需要形成共識，防止打亂仗。利益多元化固然會對改革有不同的視角，不同的主張，但不能成為反對共識的理由。尤其要具體分析各種利益的來龍去脈，不是所有的利益都是永久的，都是合理合法不可撼動的，不能不分青紅皂白地搞平衡、都兼顧。頂層設計要體現(xiàn)公平正義，要深入觀察分析各種利益形成的緣由、性質，對不合理的“奶酪”就必須動。

　　防止頂層設計缺陷的關鍵是認清兩類性質不同的不公平、不平等

　　為理清思路、找準主攻方向，形成最大共識，首先需要明確區(qū)分、識別兩種成因和性質完全不同的不公平、不平等及其導致的收入、財產差距。
　　一類是公平競爭、市場激勵、優(yōu)勝劣汰、主觀努力、個人天賦、企業(yè)素質、獎勤罰懶、能力差別、貢獻差異等等導致的行業(yè)、企業(yè)、個人財產-收入差別。可簡稱為“市場性不平等”。這是“游戲規(guī)則”機會均等基礎上的起點公平，是相對公平而非絕對公平(后者可能永遠不可能存在)。市場化的起點公平，促進經濟社會技術進步，激發(fā)經濟活力，對于這一類不公平，要排除干擾，創(chuàng)造公平競爭的市場環(huán)境，充分發(fā)揮市場機制的基礎性作用，仍然應當是今后要牢牢把握好的正確方向。
　　另一類是由長期以來不合理體制機制造成的種種特權、雙重標準甚至多重標準所導致的不公平、不平等。可簡稱為“體制性不平等”。它屬于排斥市場競爭、不講規(guī)則、依賴特權、制造歧視、政企不分、權錢交易、憑借行政壟斷和政府不當干預所導致的不公平和不平等，是我國行業(yè)、企業(yè)、個人財產-收入差距無端拉大的根本原因。體制造成的不平等，是當前公眾普遍不滿、強烈要求盡快解決的突出問題。恰恰是這些體制性不平等的困擾，構成了我國經濟社會的最主要矛盾。
　　頂層設計不可以混淆兩類不公平，要區(qū)分輕重緩急，不能一鍋煮，否則將導致思想、行為、具體方案的混亂，令改革倒退，過早、過激地整治市場性不平等，而輕易放過了體制性不平等。

　　體制性不平等加劇財產、收入分配不公

　　在體制性不平等當中，最赤裸裸的不公平、不平等表現(xiàn)，一是壟斷集團憑借壟斷價格，牟取壟斷性高收入和壟斷利潤，使名義上的全民所有蛻變?yōu)閷崒嵲谠诘纳贁?shù)人所有。二是公務員、行政事業(yè)單位、國有企業(yè)和民營企業(yè)在就業(yè)、醫(yī)療、養(yǎng)老、住房等諸多福利待遇實行著明的、暗的極不平等的多重標準。三是福利待遇含金量差別巨大的城鄉(xiāng)分隔的戶籍制度，更是造就了不公平。四是國有企業(yè)的薪酬機制不公平、不合理。國企員工收入除基本性工資外，還包含工資外的隱性收入。而國有企業(yè)的年平均工資水平普遍是私營企業(yè)的2倍甚至更高。五是我國灰色收入占GDP的比例超過10%，掌握資源支配權力的機構、人員在利益的驅使下，侵吞公共資源，獲取個人利益，加劇財產、收入分配的不公平。
　　體制性不平等主要來自我國行政化體制轉變的深層障礙，來自市場發(fā)育過程中“邊成長、邊滲透、邊蛻變、邊異化”，來自新老既得利益邊改革、邊凝固、邊膨脹，而始終沒有形成相互制衡、動態(tài)優(yōu)化、自我協(xié)調的市場主體和競爭力量，從而在制度上、機制上，總是使少數(shù)人憑借外在的超經濟力量處于強勢地位，占有著更多資源。既得利益集團是惡化產業(yè)結構，并把財產、收入差距拉大的根本原因。
　　我國特有的壟斷現(xiàn)象，有一個鮮明的共同點，即都是在經濟學意義上的經濟規(guī)模集中度非常低下的情況下發(fā)生的。換句話說，我國產業(yè)結構和收入分配等領域還沒有來得及形成真正意義上的規(guī)模經濟性壟斷的時候，行政性壟斷便早已捷足先登了。也正是由于這種捷足先登，導致規(guī)模經濟永遠不可能長大，小散差亂現(xiàn)象隨處可見。在這種背景下，行政壟斷遲遲得不到有效扼制，反壟斷法醞釀多年才艱難出臺，出臺后又對反行政化壟斷問題輕描淡寫、多有保留。這些剛好折射出了我國改革的最大難點。于是，越是重要領域和關系到國家命脈的關鍵行業(yè)，如要素市場、重化工業(yè)、支柱產業(yè)、基礎設施等，越缺少有效監(jiān)督，排斥市場的狀況就越是突出。陸續(xù)揭露出來的腐敗案件也是觸目驚心。憑借對最寶貴、最稀缺資源的壟斷、獨占，足以擊敗市場上的任何對手，攫取巨額的行政性壟斷利潤。公眾權益通過非市場手段被私有化，加劇了資本、收入和財富向少數(shù)人的積聚和集中�！�
　　全面深化改革的就應該嚴格界定為這一類。只有認準改革對象，找準主攻方向，才能獲得最廣大群眾的普遍支持和廣泛參與，才能使各項改革方案設計在出現(xiàn)爭論分歧時不致在細節(jié)糾纏中迷失主攻方向。
　　為此，第一，在深化行政體制改革的背景下，要全面放松經濟管制，簡政放權，最大限度削減行政審批和行政事業(yè)收費，排除削減行政審批過程中的“擠牙膏”現(xiàn)象和居高臨下心理，嚴防一再出現(xiàn)的行政審批不斷反彈，“邊削減、邊增設”。各級政府及其各級主要領導應徹底停止直接插手各類企業(yè)活動。
　　第二，明確收入分配改革指向，必須是體制性不平等導致的收入分配不公。實體經濟領域、初次分配領域要充分市場化，確保效率優(yōu)先，做大蛋糕，給企業(yè)減負，剔除對民營企業(yè)自主權(投資、經營、定價、工資)的行政干預、硬性規(guī)定。誰許諾，誰兌現(xiàn)，停止政府開空頭支票亂承諾而企業(yè)埋單的狀況。與之配套，政府要在初次分配之外，解決社會公平，解決收入差距拉大。
　　第三，發(fā)動群眾，依靠大多數(shù)。促使改革的擁護者、參與者和受益者重新合一。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是剔除形形色色的行政壟斷，促成新的三大收入消費群體，即“農民市民化”、“市民中產化”、“中產高端化”，使他們成為改革的最大受益者，成為保持經濟可持續(xù)增長最強勁的內生力量。
　　第四，明確提出“非公企業(yè)同樣可以成為國家命脈企業(yè)、骨干企業(yè)”的新主張，改革行政壟斷主導下的特權經濟。長期以來，各級政府和國企，占有了太多的稀缺資源，排斥市場的基礎性作用，資源配置權力化、行政化，導致嚴重損失浪費。民營經濟應當是經濟內生性成長的企業(yè)主體和就業(yè)主體，是最大的民生經濟。一批實力強勁的民營企業(yè)應該挑大梁，成為經濟骨干，而不再是陪襯。
　　第五，深化由以往在資源要素價格、收入分配、教育、養(yǎng)老、醫(yī)療、住房、戶籍、企業(yè)、補貼、稅收、用地、貸款、投資等許多領域實行的雙重標準、雙軌體制，消除由此造成的不公平、不平等。其中，特別要深化戶籍制度和土地確權、流轉制度相結合的配套改革，解決城鄉(xiāng)“同人不同身(份)”和“同地不同權不同價”等制度扭曲造成的不公平、不平等。

　　全面深化改革頂層設計的時間進程上必須有所突破

　　“改革只有進行時，沒有完成時”的提法在總體上是正確的，但是，在重大、迫切的領域就不夠完整準確。這些領域的改革不能十年二十年“只有進行時，沒有完成時”，頂層設計必須制定明確的時間表、路線圖，限時限刻取得實質性進展，否則勢必“拿改革當日子過”，繼續(xù)無限期拖延。

　　必須打破“改革悖論”，在漸進中尋求階段性突變

　　穩(wěn)中求進中要尋求突變。必須巧妙地處理好漸進與突變的辯證關系，把握好出臺綜合配套高強度集中化改革的時機和節(jié)奏，而不能一味片面強調漸進。如果長期“漸而不進”，第一，給原本過渡性的經濟利益凝固、轉化為不合理的既得利益提供了良機；第二，使得最廣大普通民眾，即改革的擁護者、支持者、參與者、推動者并未成為改革的最大受益者，反而成了受益遞減者、受損者，與改革的受益者發(fā)生分離。同時，改革者的成分也發(fā)生了分化，遞減者、受損者對改革產生了疑慮，不再支持改革；第三，漸進改革導致產業(yè)結構和收入分配兩大最要害問題越來越嚴重。經濟結構、產業(yè)結構不合理實質上是財產-收入等經濟利益結構的不合理。財產-收入分配不公，差距拉大，本質上是改革帶來的實惠沒能實現(xiàn)共享；第四，值得警惕的是，某些權力部門與壟斷者結盟所形成的既得利益強勢集團，已使我國陷入了“改革悖論”。
　　改革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要汲取教訓，遵循改革自身發(fā)展的內在邏輯和規(guī)律性，漸進改革要與突變改革相結合，實行階段性、區(qū)域性戰(zhàn)略決戰(zhàn)，以期打破僵局，重新凝聚人心，贏得最廣大普通民眾對高強度改革的強力支持。
　　在頂層設計中財稅體制改革極為重要，但要圍繞消除“體制性不平等”這個主攻方向來設計安排部署，鑒于轉方式、調結構的機制、政府機構改革等相互關聯(lián)度極高，很難在時間上分前后順序，必須要在短期內齊頭并進相互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