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正在舉辦的夏季達沃斯論壇上，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再一次向外界闡述了中國當前的經濟形勢和經濟政策。李克強表示，GDP增長目標是一個區(qū)間，只要是有就業(yè)、有質量保證的增長，都是在合理區(qū)間之內，中國經濟目前仍處于合理區(qū)間。中國將繼續(xù)堅持穩(wěn)健的貨幣政策，在穩(wěn)定總量的同時定向調控，通過結構性改革推進結構調整，不靠強刺激，而是靠強改革激發(fā)市場活力。
此前，基于較弱的經濟數據，市場對政府出臺刺激性政策存在一定的預期，所以當上述講話公布后，國際和國內金融市場都作出了一定的反應。
自從3月份全國兩會上政府首次將GDP預期目標定為7.5%左右，并強調不搞強刺激而注重結構改革以來，新一屆政府的政策思路就在不同時間、不同場合被反復重申。6月份，李克強總理在英國智庫發(fā)表演講時指出，中國經濟不會硬著陸，將以改革促進經濟結構調整;7月份，國家主席習近平重申經濟“新常態(tài)”判斷;此次達沃斯論壇上，李克強又一次系統地闡述了中國政府經濟決策的思路和背后的哲學。由此可見，中國經濟政策總體思路是經過深思熟慮，是一以貫之的。
一系列的信號顯示，新一屆政府不再重走依賴刺激推動增長老路的決心是十分堅定的。政府之所以對促進經濟轉型有如此決心，面臨經濟波動有如此定力，根本原因在于新的經濟政策思路是建立在“三期疊加”這一科學判斷基礎之上的，它是充分考慮了經濟環(huán)境變化之后的產物。
在所有環(huán)境變化之中，人口和就業(yè)形勢的變化具有最深遠的意義，對經濟政策新哲學形成影響也最大�！疤}卜快了不洗泥”。在原來農村存在大量剩余勞動力需要轉移的情況下，為解決就業(yè)問題我們走了一條粗放式的發(fā)展之路，這是特定環(huán)境下的產物。但如今的情況是，人口紅利已經消失，未來的主要任務不再是大規(guī)模轉移農村勞動力，而是解決產業(yè)發(fā)展與勞動力技能不匹配的結構性矛盾。中國政府多次重申對經濟增長目標進行區(qū)間管理，宣稱只要是有就業(yè)、有效益的發(fā)展速度都在合理區(qū)間內，這個底氣就與人口結構的變化直接相關。因此，在新政策框架內，就業(yè)指標比單純的GDP指標更加重要。在今年7、8月份的用電量、貨運量、貸款供應量等指標出現一些波動的情況下，政府之所以得出經濟仍然處于合理區(qū)間的結論，一個主要依據就是就業(yè)情況良好。截至8月末，今年中國城鎮(zhèn)新增就業(yè)已近1000萬人，接近全年目標。
可以說，人口與就業(yè)形勢的變化為政府淡化GDP目標創(chuàng)造了良好條件，而GDP適度下降、調結構、促轉型正是經濟“新常態(tài)”的主要內容。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央政府推動經濟進入“新常態(tài)”的思路是清晰的，但金融市場、地方政府和社會上一部分人仍受思維慣性影響，有點適應不了這種轉變。
一些跡象表明，金融市場對中央政府推動經濟進入“新常態(tài)”的決心缺乏足夠的認識。
例如，今年6月份市場就曾錯誤解讀了李克強總理在英國的演講，作出了“政策方向已發(fā)生變化”的錯誤判斷，市場也因此興風作浪了一陣子。類似憑著慣性思維作出與事實不符的解讀，曾發(fā)生過多次，最近一段時間市場又預期貨幣政策將出現大放松，央行將降息和全面降準，體現出慣性思維對市場的影響很深。再例如，金融市場對GDP、貨幣信貸等傳統指標仍然過度關注，對勞動就業(yè)情況的關注則未達到應有的程度。凡此種種，說明金融市場還沒有完全適應經濟進入“新常態(tài)”的事實。
地方政府對“新常態(tài)”的不適應更加明顯。長期以來，地方政府習慣于在中央政府政策“松”與“緊”之間博弈，不是把主要精力放在經濟轉型上，而是竭盡所能地大干快上，一遇到困難又盼望中央放松銀根。目前，地方政府仍然喜歡以項目拉動經濟，土地財政上癮癥也沒有絲毫緩解的跡象。地方政府的種種作為，說明他們對“新常態(tài)”還很不適應，甚至在千方百計地抵制。
中國經濟告別舊發(fā)展模式，進入更加重視質量和更加注重結構，同時增長減速的“新常態(tài)”是不可阻擋的趨勢�！靶鲁B(tài)”下的政策哲學已經出現，政策體系已經成型，而金融市場、地方政府乃至所有社會成員，都要盡快跟上這種變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