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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07-14 作者:復旦大學世界經濟系博士生 李春頂 來源:上海證券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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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面是嚴峻的通貨膨脹，一面是日益下滑的經濟增長形勢，面對如此的情景，宏觀政策陷入了左右為難的境地。抑制通脹呼喚更為緊縮的財政、貨幣政策組合，而維持增長則需要放松銀根和積極的財政相互配合。
我國當前的宏觀經濟政策正迷失于兩者之間，取舍和進退兩難，成為市場研究者們一直喋喋不休的話題。有觀點認為，我國的宏觀政策已經緊縮過頭，岌岌可危的中小企業(yè)以及難以為繼的房地產市場正威脅著經濟的增長，而涌動的國際熱錢亦虎視眈眈于隱患中的金融市場。如此，近期的相關研究對于增長的重視和對于財政貨幣政策的“松綁”呼聲被提到了一個新的高度。
這里，支撐“松綁”的理由，一是企業(yè)的艱難困局客觀上需要相應的扶持；二是國內的通脹形勢似乎有所緩和。證據是有關部門透露，6月份的CPI指數將有所下降；三是涌動的熱錢須以松動的宏觀政策來疏導和化解；四是當前的通脹具有輸入型和全球性特征，國內政策似乎難以奏效。
實際上，所有理由背后的真正本質因素，在于研究者們對于增長的擔憂。中國經濟持續(xù)多年的高速增長讓世界刮目相看，也因此創(chuàng)造了“中國奇跡”，在既有的成績之下，我們驚恐于速度的放緩，不再滿足于一位數的增長率。
誠然，經濟增長確應置于宏觀調控三大目標之首，但在通貨膨脹肆虐的年代，尤其是當經濟增長依賴和內生于通貨膨脹的時期，抑制通脹應擺在更加重要的位置�？v觀當前我國的通脹形勢，是國內外因素合力的結果。國內主要源自于流動性過剩，其源頭是投資過熱以及國際收支順差帶來的外匯占款；國際因素則是國際油糧價格上漲推動的全球性通脹局勢，其源頭是美元貶值以及發(fā)端于美國的次級債危機，而其進一步的源頭又是美國多年的“雙赤字”形勢以及對于新興市場國家的國際收支逆差。所以此次通脹是一個累積效應的總爆發(fā)，其影響還遠未結束。
內外因素糾集的結果預示著此次通脹異常復雜而難以治理，一旦稍有疏忽引致通脹肆行，恐怕經濟增長難以獨善其身。首先，增長的實現主要依賴于出口、投資和消費“三駕馬車”，而此三者面對通脹幾乎毫無免疫力，故而通脹侵擾下的增長實難以持續(xù)和健康；其次，通脹直接關系社會和經濟的穩(wěn)定，直接關系人們的購買力和生活水平，很難想象一個沒有穩(wěn)定環(huán)境的經濟能夠取得增長的突破；再次，比通脹本身更可怕的，是通脹的預期，預期一旦形成，扭轉的代價是高昂且難以承受的。所以，可以認為，我國的經濟增長嚴重受制于和內生于通貨膨脹，在一切通脹面前，經濟增長應毫無猶豫地讓位和自我犧牲。
那么“松綁”倡導論者的論據是否能夠成立呢？其一，企業(yè)的危機實際來自于多方面，其中，國外的需求下降和國內經濟的轉型扮演了重要作用，而緊縮政策并非是罪魁禍首，所以單方面的宏觀政策“松綁”難以奏效。其二，單月CPI的下降具有滯后效應，輸入型通脹的作用還沒有充分發(fā)揮，故而更大的沖擊還遠未到來，此時放松銀根后果可想而知；其三，熱錢的擔憂難以成為借口，國際熱錢對于中國的垂涎更多的來自于人民幣升值的預期，緊縮性政策和利率倒掛不可能是熱錢涌動的罪魁禍首，相反，一旦通脹形勢惡化，熱錢的急劇退出反而會形成更大的沖擊和危害。
如此，在當前中國的形勢下，治理通貨膨脹應堅定不移地視為宏觀調控的第一目標，只有在穩(wěn)定物價的前提下，經濟增長才能被優(yōu)先考慮。而一切對于通脹的徘徊和猶豫，以及看似對于增長的關注都是一種短視行為，需要堅決地剔除。
對于下一階段的宏觀政策來說，治理通脹任重而道遠，切不可讓增長偏好慫恿了通貨膨脹的脾性。筆者以為，我們需要的是更加緊縮的貨幣政策以及適度從緊的財政政策；貨幣政策上，數量型工具和價格型工具應雙管齊下，央行加息應果斷立行，不宜左顧右盼而錯失良機；財政政策上，不要讓價格管制扭曲了市場的作用機制，不要企圖以保護和補貼來挽救垂危中的企業(yè)。中國經濟正值結構轉型之際，通貨膨脹的形勢亦處于緊張之中，我們應收起增長的偏好和GDP“錦標賽”式的追求機制，以犧牲短期增長為手段和代價，打好通脹攻堅戰(zhàn)，以確保實現經濟的長期健康穩(wěn)定發(fā)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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