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幣從來就沒有以黃金為錨。早在人民幣誕生前的13年，明清以來行之多年的銀兩加銅錢的傳統(tǒng)貨幣，就被國民黨政府的法幣所取代。法幣者，法定由政府發(fā)行的紙幣也。隨著國民黨政府的垮臺，人民政府接管了全國政權，也接管了中國大陸的貨幣發(fā)行權�；氐浇鸨疚皇遣豢赡艿牧耍涸缭诮夥徘耙�，蔣委員長就把他治下的國家黃金儲備悉數(shù)運往臺灣。沒有黃金儲備，無論古典的金本位還是政府承諾兌換黃金的貨幣制度，都是搞不起來的。
　　況且當時 “老大哥”實行的也是法定紙幣制度。新中國一邊倒學蘇聯(lián)，貨幣制度不會例外。倒也不需要與盧布掛鉤，因為各革命根據(jù)地早就積累了發(fā)行和管理貨幣的經驗。新中國要做的，就是把各根據(jù)地發(fā)行的票子統(tǒng)一起來，完成從支持全國解放戰(zhàn)爭到為重建國民經濟服務的轉變。我讀過中華人民共和國首任央行行長南漢宸的傳記，他有一句話令人印象深刻：我們總不能拿著花花綠綠的票子進城，像八國聯(lián)軍進北京那個樣子。新的人民幣誕生了。因為還沒有正式被選為人民共和國的主席，毛澤東在審查人民幣時，就不同意把自己的頭像印在票面上。直到1976年，人民幣的圖案就是 “工農兵大團結”，含義應該是人民的貨幣為人民提供交易媒介。
　　但畢竟還是法定紙幣。所以，人民幣從誕生的第一天起，就面臨選錨問題。發(fā)行貨幣當然是國家的權力，但是，有權發(fā)鈔的國家，究竟根據(jù)什么來決定發(fā)行多少貨幣呢？從經濟性質看，黃金白銀除了充當貨幣之外，還有別的實際用處。紙幣則純粹就是交易媒介，發(fā)少了窒息交易、打擊生產；發(fā)多了拉高物價、引起通脹。因此，究竟以什么來約束國家發(fā)行貨幣的權力——為法定貨幣選錨——其影響就不限于 “上層建筑”，而是事關普天下蒼生的日常生活和經濟利益。
　　從邏輯看，戰(zhàn)爭、革命、特別是國家政權的更迭，通常與貨幣幣值的極度不穩(wěn)定互為因果。背后的道理是，如果天下是誰的都未定， “死后哪管它洪水滔天”的國家機會主義思維就容易占上風，因為還不知道究竟會滔了誰的天哩。歷史的記載是，在政權大廈將傾的危亡關頭，執(zhí)政者常常不惜開足貨幣機器，以高通脹爭取延長權力的壽命。還有就是新政權誕生之際，腳跟尚未站穩(wěn)、百廢待舉又缺乏稅基的支持，超發(fā)票子往往成為權宜之計。法國革命、美國革命、布爾什維克的俄國革命，新政權登上歷史舞臺的時候，一般伴有嚴重的通脹。這似乎說明，在沖決一切羅網(wǎng)的革命與天性保守的貨幣之間，存在著與生俱來互不匹配的緊張。
　　人民幣是例外。沒有黃金儲備做后盾、純粹的紙幣、新生革命政權的國家信用——但是人民幣從開始之日起，就選擇走穩(wěn)健貨幣的路線。人民幣以什么為錨？想來想去，它的第一個 “錨”就是歷史教訓。遠的以后再論，前朝國民黨政府留下的貨幣教訓，足以讓新中國的貨幣掌門人銘記在心�？纯窗�，從法幣到金圓券不過十幾年時間，頭戴 “國家元首”與 “抗戰(zhàn)領袖”兩大桂冠的蔣委員長，就把他的國民黨政權帶向了毀滅。軍事方面的無能與失利是一小部分原因，社會經濟政策的失敗才是根本。其中，超級惡性的通脹——每月50％以上的物價指數(shù)——終于把全體國民推向了國民政府的對立面。
　　惡性通脹的一個派生物就是廣大民眾持續(xù)保持超高的通脹預期。有一年春節(jié)，我隨毅夫一起去看季羨林老先生，那時他住在離朗潤園不遠的公寓里。講起上世紀40年代末的民生，季老說那時領到薪水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跑步去買米， “跑快跑慢的米價不同！”我也問過生活在1948－1949年上海的老人怎樣對付生活，回答是膽大的拿到鈔票就換銀元 （非法的），膽小的若買了生活必需品還有余錢，就囤商品——大米、紙張、毛巾、肥皂、煙酒，無論多少，反正絕不能持幣就是了。民不聊生的經濟潰不成軍，因為人人囤東西，市場上什么也搶不到，大家越發(fā)輕錢重物，貨幣追商品，物價越追越高。
　　當時沒有什么人相信共產黨管得了通脹。但是陳云帶薛慕橋到上海，只用兩招就把問題解決了。這也是對付通脹和通脹預期最基本的功夫：一是嚴控貨幣投放，二是加大商品供應。反正看到街上的東西越來越多，囤積保值的心理傾向就會逆轉。等到了囤物者熬不住也向市場拋賣商品，通脹連同通脹預期就被殺下馬來。從此，“貨幣不能超經濟發(fā)行”就成為管理人民幣的第一準則。剩下的問題，是摸索究竟是發(fā)行多少票子才算合適的經驗參數(shù)。
　　后來的歷史也說明，只要抗得住“超經濟發(fā)行”，人民幣的幣值就能夠保持穩(wěn)定。什么時候這個準則被破壞——譬如超越實際可能的 “大躍進” （無論土的，還是洋的）——貨幣幣值就失穩(wěn)，物價總水平就上漲，老百姓說的“票子毛了”就卷土重來。這也說明，以歷史教訓和貨幣掌門人為錨的貨幣，還不足以提供制度性的保障。歲月消磨記憶，再沉重的歷史教訓也會隨風而去。從來沒有跑步買米經驗的下一代或下下一代，不是很容易發(fā)表 “有點通脹沒什么了不起”之類的宏論嗎？至于堅持穩(wěn)健貨幣準則的貨幣掌門人，可遇而不可求。就是遇上了，不讓人家管事，不也是白搭？美國是號稱央行有獨立性的地方，但保羅·沃克爾也不能保證他的繼任者與他信奉同樣的貨幣準則。中國也有這個問題。
　　因此，倘若能與一個客觀的、“非人格化”之物掛起鉤來，人民幣的幣值穩(wěn)定才能有不受人事變化影響的制度保障。在這個意義上，選物為錨不失為一個可靠的辦法。選什么呢？石頭太重，雖然弗里德曼給我們講過石幣之島的精彩故事。黃金白銀不夠，這是本專欄講過的，歷史并沒給人民幣留下貴金屬儲備。
　　當然也可以選一個外國貨幣或一組外國貨幣來掛鉤。不過論及以外幣為錨，不免讓人唏噓，因為要趕上一個好時機也殊為不易。以美元為例，人家響當當就是黃金的時候，人民幣還沒有問世。1944年布雷頓森林簽訂協(xié)議的地方，倒是有中國代表到場，但沒有簽字。不知道如果當時簽字入約，國民黨政府的法幣以固定匯率掛美元，以后還能不能鎖住老蔣濫發(fā)票子打內戰(zhàn)的 “雄心”？不過這與人民幣也沒有什么關系，因為人民幣還沒有誕生。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前幾十年，人民幣就是要選外幣為錨也輪不到美元，因為中美之間根本沒有多少往來。直到1990年代中后期，人民幣掛美元才有可能變成現(xiàn)實。但此時還作為世界第一強幣的美元，卻開始走下坡路了。
　　下文我們繼續(xù)討論人民幣選錨的經驗，這里先寫下作者的觀點：選錨之舉為的是維系人民幣的幣值穩(wěn)定，無論怎樣打算盤，人民幣應該擇善而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