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第25個黃金周落幕，有關“黃金周”存廢爭議再次掀起。國家旅游局相關官員最近明確指出，有關部門對現行的休假制度進行調整是必定的，各部門經調研得出的具體方案目前已到最后論證階段，只待依法律程序上報全國人大審議通過。（相關報道見今日本報5版）

　　歷時近10年、以每年三個黃金周為核心的現行休假制度，必須進行調整，應該說已是沒有疑問了。因此，國家有關部門上述“必定調整”、“具體方案目前已到最后論證階段”的表態(tài)，無疑是值得肯定和歡迎的。但與此同時，美中不足或者說讓人稍感遺憾的一點又是：新休假方案既然“已到最后論證階段”“基本確定”，“只待依法律程序上報全國人大審議通過”了，為什么“仍未能公布”？難道要向公眾“保密”不成？
　　之所以有此遺憾，是因為，在筆者看來，所謂休假制度，從根本上講，并不是一種尋常的日程安排制度，而實質是一種權利保障制度。我國《憲法》明確規(guī)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者有休息的權利。國家發(fā)展勞動者休息和休養(yǎng)的設施，規(guī)定職工的工作時間和休假制度”（43條），而聯(lián)合國《人權宣言》同樣宣示：“人人有享有休息和閑暇的權利，包括工作時間有合理限制和定期給薪休假的權利”（24條）。既然休假的本質是權利，那么休假制度或方案的調整改革，當然也就應該以合乎并充分尊重權利的方式來進行，比如，在新方案的討論、形成、論證過程中，充分引進民意、盡可能地保證民眾的知情權、參與權。很明顯，在“已基本確定”的背景下，新休假方案卻仍遲遲“未能公布”，是無助于體現和保障休假制度的上述權利本質的。
　　當然，改革休假制度并非小事易事，“慎重研究”是必要、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改革的“慎重”與方案的公布是相互矛盾、不兼容的嗎？對此，《立法法》說得很清楚：“列入（人大）常務委員會會議議程的法律案……應當聽取各方面的意見。聽取意見可以采取座談會、論證會、聽證會等多種形式”（34條），“立法應當體現人民的意志，發(fā)揚社會主義民主，保障人民通過多種途徑參與立法活動”（5條）。這表明，諸如休假制度改革這樣的立法過程，聽取民意、“保障人民通過多種途徑參與”，不僅與“慎重”并不矛盾，而恰恰正是立法慎重的具體表現和必要程序。
　　事實上，近年來，正是出于這種立法慎重，以及對其背后民眾權利的充分尊重，我國許多重要涉及民生權利的法律案，在立法機關審議表決前，都經歷了向社會公布、廣泛征求公眾意見的過程，并取得了良好的立法效果，比如《物權法》《勞動合同法》。這些成功的立法經驗，“新休假方案”顯然沒有理由不去學習、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