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提升調控效率，相關政策就應有長期化制度化視角。為此，短期宏觀調控應與長期經濟金融體制改革相結合，將其置放在一個制度化規(guī)范化的平臺上進行。這不僅要求進一步推進金融體制改革，完善金融市場化體系，還要求優(yōu)化整個經濟體制的運行機制。這無疑是艱難的征程，但我們別無他選。
鑒于宏觀調控的取向和力度上的重大分歧，未來政策走向更有可能沿著折中思路前行：從緊政策可能會做出局部調整。最有可能成為放松緊縮調控的突破口在于：放緩人民幣升值、提高出口退稅率、出臺若干針對中小企業(yè)的金融放松政策，在必要時（比如房價深幅調整時），放松信貸管理規(guī)模。
可能這樣的折中方案會讓持鮮明不同立場的兩方人士均感失望，但仍不失為現(xiàn)實之舉。經濟增速和物價增速的雙回調，以及資產價格的弱勢調整使得宏觀調控加力從緊變得不再現(xiàn)實，沒有人敢打賭明后兩年經濟增長是否會掉到9％以下，甚至8％附近；也沒有人敢預言這個仍居世界前列的增長速度不會對就業(yè)和穩(wěn)定造成嚴重影響。
筆者認為，貨幣政策不可能掉頭放松的理由有三。首先，中國此輪通脹壓力遠未消除。很多人注意到我國的CPI指數(shù)因食品比重過高而可能夸大通脹嚴重程度，但同樣也該注意，食品價格是推高對“金磚四國”此輪總體通脹水平的平均貢獻超過50%，中國并不特殊。此外，我國的CPI并未包括很多漲價較快物品在內，通脹率又因工資、油價、土地等重要物價的管制并沒有反映真實的通脹壓力，也未反映國際大宗商品價格的上漲對國內價格所造成的普遍壓力。
其次，比較一下國內外的物價走勢可以發(fā)現(xiàn)，我國總體貨幣環(huán)境還是較為寬松的。當前歐美國內的通脹率在4％至5％左右，而我國在7％至8％。如果可以近似地認為歐美國家的通脹率反映了國際物價上漲的影響，將其作為參照系表示外部沖擊所造成的正常通脹水平，則其在中國的影響力因CPI構造和價格管制等因素已打了折扣，即便如此，中國的通脹仍高出正常水平3至4個百分點。大致地看，這部分多出的通脹率應該歸結為寬松的貨幣環(huán)境。
事實也正是如此。今年從緊的貨幣政策并沒有嚴厲到遏制了經濟增長的地步。在緊縮工具上，就信貸規(guī)模增速而言，按照央行“規(guī)模不變，增幅下降”的信貸投放原則，今年金融機構新增貸款總量將不得超過去年全年的3.63萬億元；而銀監(jiān)會的數(shù)據(jù)顯示，上半年銀行新增貸款達到了2.7萬億，已超過去年全年的七成。雖然上半年信貸擴張固然有冰雪災害以及特大震災等意外因素，但無論如何，看不出過度緊縮的證據(jù)。
其他緊縮工具，如提升法定存款準備金率以及發(fā)行央票，則僅僅是對沖掉因外匯占款增加而多發(fā)的貨幣。從存量的意義上看，也沒有緊縮作用。結果，M2基本保持了較快增長。因而，總體來看，當前的貨幣政策只能算作是中性的。
那么，為何微觀經濟主體卻感到了貨幣政策的嚴厲？這至少也有三個原因。一，因為通脹率的高企，扣除通脹之后的實際貸款增速和貨幣供應增速同比有所下降。二，經濟周期的慣性使然，反映了在經濟高漲期，企業(yè)把攤子鋪得過大，并嚴重依賴貸款來支撐這些擴張。三，因為我們的貨幣政策工具選擇了數(shù)量型工具，造成了信貸配額最終流向的苦樂不均和資金的結構性緊張。這可能是最重要的原因。此時，利率之外的因素將在資金配置過程中變得更加重要。在現(xiàn)有的金融體制下，顯然，國有企業(yè)、大型企業(yè)以及政府基建投入的資金需求將被“理所當然”地擺在中小企業(yè)的融資需求之前。
官方利率和民間利率不斷加大的離差反應了這一點。比如，當前一年期貸款利率為7.47％，而上半年的CPI為7.9%，實際利率在上半年大多數(shù)月份為負，6月才勉強“轉正”（CPI為7.1%）。不過，對企業(yè)而言，更有意義是的通脹率指標應為PPI，而近期PPI明顯高于CPI。這意味著，企業(yè)只要能拿到貸款，實際上就獲得了一筆補貼。由此帶來的必然結果是，民間貸款利率遠遠高出官方水平。這表征了信貸規(guī)模限制以及停止加息對資金價格的扭曲。
調控當局將信貸規(guī)模作為主要的貨幣政策工具或中間目標，一旦經濟基本面有風吹草動，很容易陷入被動。這正是當前的情形。信貸規(guī)模的放松幅度和力度在某種程度上成了討價還價的對象。并且，如果今年實際發(fā)生的信貸規(guī)模明顯偏離年初目標，也有損宏觀調控當局反通脹的公信力。
筆者建議，信貸可以適當放松，同時可以重啟加息。加息可能契合全球貨幣政策環(huán)境的轉向。而同樣是緊縮貨幣政策工具，如果采取價格型工具，資金配置結構將更有利于中小企業(yè)。在控制信貸規(guī)模時，中小企業(yè)基本被排斥在正規(guī)金融部門之外，而如果提升貸款利率（同為緊縮政策），中小企業(yè)在信貸市場上的競爭力就會體現(xiàn)出來，并更容易獲得貸款。有研究顯示，大量中小企業(yè)和民營企業(yè)有能力承受較高的官方利率。
選擇數(shù)量型政策工具，部分源自宏觀調控經驗所積累起來的自信，信貸控制一直是我們可供依賴的手段，但更重要的原因可能在于，我國的經濟金融體制還無法讓價格型工具有淋漓盡致地發(fā)揮效力的空間。
要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提升調控效率，相關政策就應有長期化制度化視角。這不僅要求進一步推進我國金融體制改革，完善金融市場化體系，還要求優(yōu)化整個經濟體制的運行機制。這無疑是艱難的征程，但我們別無他選。當前微妙的調控形勢，或許營造了這樣一個契機。在江浙小額貸款公司的推進上，在四川等地村鎮(zhèn)銀行的建立運行上，我們已經看到可喜的進展。
總之，短期宏觀調控應該與長期經濟金融體制改革相結合，將其置放在一個制度化規(guī)范化的平臺上進行，由此才能避免調控政策在原地踏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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