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亞和甘肅永登縣出租車司機罷運事件的發(fā)生不能說有偶然性，但是重慶出租車罷運事件的成功解決、司機合理權益的維護絕對起到了推動作用，推動了這矛盾的必然爆發(fā)。

    近日人民網剛報道了重慶出租車罷運事件：11月3日早晨，重慶市民意外地發(fā)現(xiàn)，出租車消失得無影無蹤。兩天后，當他們一覺醒來時，卻發(fā)現(xiàn)出租車又滿街跑了。重慶市委、市政府短時間內成功化解了量大面廣的出租車停運風波。

    今天，我們就看到這起事件的“示范效應”：10日，三亞和甘肅永登縣兩地的部分出租車司機罷運，不滿一些出租車公司壟斷市場、租金過高，以及黑車太多等問題，要求政府相關部門領導接洽以盡快解決問題。(新華網北京11月10日電)

    罷工，一詞一直讓人感覺是過去時代的印記，在今天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大好環(huán)境下，絕對是一種特別的維權方式，對工人來說，不到“最后關頭”，絕不是其維權的最佳選擇；對政府而言，也絕不是其愿意看到的結果。三亞和甘肅永登縣出租車司機罷運事件的發(fā)生不能說有偶然性，但是重慶出租車罷運事件的成功解決、司機合理權益的維護絕對起到了推動作用，推動了這矛盾的必然爆發(fā)。但是事件發(fā)生了，而且也很好的解決了，解決得令司機滿意，讓百姓放心，讓政府安心。這就產生了兩種不同的“示范效應”。
    一個是對作為權益受損者的“示范效應”。仔細留心一下各類新聞報道，我們不難發(fā)現(xiàn)，普通群眾問題的解決多是采用信訪的方式，來尋求領導者的直接干預，從而解決問題。筆者一直納悶為何許多百姓不愿通過法律的途徑來決問題呢？現(xiàn)在明白原來答案很簡單：信訪解決問題更直接、更快捷、更公道，尤其是造成影響的信訪。這種方式讓許多維權者看到了這種方式所帶來的好處，那就是讓自己的合理要求和官員的行政作為，置于社會監(jiān)督、輿論監(jiān)督下，對政府造成一定的壓力，從而促進政府來及時、合理地解決問題，從而到達維權的目的。對于弱勢的群眾來說，只要是合理的訴求、只要是不擾亂社會穩(wěn)定，這種方式也許就是最有效的！重慶出租車罷運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于是三亞和甘肅永登縣開始效仿。但是要建立法制國家、和諧社會，信訪只能是權宜之計，因為無論這種方式多么的有序，多么的有效，對社會的正常秩序畢竟造成了危害，影響了市民正常生活秩序，這不是值得提倡和學習的！
    另一個就是對其他政府的“示范效應”。也許從重慶出租車罷運事件發(fā)生到解決，有些政府還在慶幸自己轄區(qū)內沒有此類事件，有些政府也許在思索自己轄區(qū)會不會出現(xiàn)此類事件，有些政府也許已經開始著手排查問題了。從這些推斷中，政府應該有兩點警示：一是要把問題解決在萌芽狀態(tài)，不要慶幸而是要反思。對于群眾的合理訴求要早調查、早解決。重慶政府直到司機罷運，才出面表態(tài)堅決機遇解決，那早前干嘛去了？難道這些問題司機沒有提出過？只怕是官僚主義的表現(xiàn)和利益博弈的局限！這些至少三亞和甘肅永登縣政府就沒有得到警示，沒有從重慶事件中反思！二是要學重慶處理突發(fā)事件的“新思維”，其實應該說是發(fā)揚黨的光榮傳統(tǒng)。媒體總結的“公開透明、以人為本”，并說這是“新思維”，筆者其實并不贊同。公開透明，這是作為政府的基本要求，同時主要領導面對群眾，深入基層是我黨老一輩領導人的光榮傳統(tǒng)，不要說毛主席等老一輩國家領導人，就是現(xiàn)在的胡總書記溫總理也是時常深入到群眾中間，時刻關注著百姓的冷暖！忘記了過去“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宜輸不宜堵”等工作方法，現(xiàn)在官員和群眾面對面竟成了新聞，不知是進步還是倒退？不過既然成了新聞就有新聞的價值，“溫故而知新”，其他官員還是應該來認真學習一下這種處理突發(fā)事件的思維，勇于面對、敢于負責、合理解決，把群眾的利益維護好、實現(xiàn)好、發(fā)展好！這該是常學不懈的！
    同為示范，同為學習，我們希望看到更多的是各級政府的學習，把問題解決在萌芽狀態(tài)，把突發(fā)事件處理好，讓那些維權者沒有學習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