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惑的爸：知天命后仍然執(zhí)著，花甲之年倍感緊迫

惑與不惑

　　吳敬璉的不惑之年？他豈有不惑。他每天工作１４小時，寫文章、做講演、給學生上課，一絲不茍，對自己的知識更新也一刻不懈怠�？�78歲的老人，不思養(yǎng)老，勤懇得讓比他小一半的人看著都頭暈，而且怎么勸都勸不住。再說，他這些年來堅持市場經(jīng)濟，即使頂著巨大的政治壓力，仍然不屈不撓。遭人誤解或批判時，他也生氣、也著急，但一轉(zhuǎn)眼又直言不諱了，攔都攔不住。所以，我看他還是“惑”得厲害。
　　但在知天命之后，情況還是有一點不同了。有一次我問他：這些年里你面對很大壓力的時候，為什么不退縮呢？他說：這個跟過去就不一樣了。過去呢，因為自己并沒有一個很成型的想法，所以一碰到政治運動，首先就先懷疑自己可能錯了。現(xiàn)在腦子比較清楚了，比如，現(xiàn)在我心里清楚是爭論的對方錯了，而且知道他們錯在哪里。我猜測：過去一上來就做自我批評，是不是因為政治壓力所迫？他說，兩方面的原因都有：一方面是自己沒有一套完整的東西，因為你的基本體系跟他們的是一樣的，只不過你有一些想法離開了原來體系，所以一遭到批評，你就會覺得：“哦，我的想法大概錯了，出軌了，應該回到“正軌”上去。”當然還有另一方面，就是害怕挨整。后面這一點也有變化，因為大大小小的事情經(jīng)歷了那么多次，反正不過如此吧。
　　這樣看來，吳敬璉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已經(jīng)是智者不惑了。

“吳市場”的開關在哪里？

　　他不惑，可是我惑。他的行為令我這個崇尚“無為而治”的后現(xiàn)代人大惑不解：他這是圖什么呀？
　　就這個問題，我跟我爸爸閑談過兩次，都因為我們倆的世界觀不同，所以覺得詞不達意。后來我決定采取更直接的方式問他。我是這樣開始發(fā)問的：“一般來說：“名”和“利”是很多人做事的動機�！袄�”這一方面我知道您是沒有奢求的，那么“名”呢？您是不是圖名呢？”
　　我這邊才說著，我媽媽在那邊已經(jīng)又瞪眼又搖頭了，于是我趕緊解釋：“名”，不一定是壞事，特別是當您把“名”和“私利”這兩件事分開以后。你們看歷史上留名的人，比如詩人屈原，比如??????再比如宰相劉羅鍋，他們不都是好人嗎？”
　　我的中國歷史功底不夠，只能把電視連續(xù)劇搬出來應急，可我不是開玩笑，我決心要把吳敬璉的開關給找出來。所以我又繼續(xù)追問：“您是不是追求‘著名經(jīng)濟學家’、‘中國市場經(jīng)濟理論之父’、‘中國市場經(jīng)濟的舉旗人’這種名份？”
　　我還是怕我父母對“名”這個字心存習慣性的反感，不知為什么中文里的“追求名利”這四個字聽上去多少有點刺耳。但我不愿意讓這場討論停留在膚淺的對字面的理解上，為了讓爸爸理解我的意思，我搬出了西方心理學來解釋，我說：“心理分析理論的鼻祖弗洛里德認為，人本能的原動力（Instinctive Drive）是與性和傳宗接代有關的，但是現(xiàn)代人往往將這種原動力升華（Sublimation）為工作和創(chuàng)造，因而去做一些對社會有利的事情。所以從某個角度來講，一個人在事業(yè)上追求功成名就，就如同他創(chuàng)造了一個孩子。那么，您覺不覺得您成為一個名人，象征著您沒有在這個世界白走一趟，百年之后，它仍是您在這個世界上留下的一個記號呢？”
　　爸爸想了一會兒，說：“好像不是�！蔽也豢戏艞�，又換了一個角度，接著問下去：“要么，您就是因為自己認定了什么是對的，所以一定要堅持做下去。做“對的事”，在您，就那么重要？”他說：“你說我認為要“做對”，這沒錯，可至于我為什么選擇了這種方式去做，原因是我要用自己認為“對的東西”來影響這個世界，用自己認為“對的東西”使這個世界變得更好。這種做法大概跟我的家庭和我成長的環(huán)境給予我的那種來自于工業(yè)革命的現(xiàn)代思想有關。從很小的時候起，‘救國’便是我所受的理想教育，我周圍的人好像都是些各種各樣的救國派 —— 工業(yè)救國、實業(yè)救國、科學救國、教育救國等等，這種思想的哲學基礎是：人可以改變世界。這在當時是很現(xiàn)代的思想�！�
　　顯然，這是一個經(jīng)過深思熟慮的答案。而且我聽懂了。接著他補充了一句：“不過現(xiàn)代社會后期的人好像并不這么看。”這句話我當然同意。工業(yè)革命膨脹了人們改造自然的自信心，其結(jié)果有好也有壞，社會在一種意義上進步了，而人類也為它付出了代價。然而，在現(xiàn)代社會后期，人們開始冷靜了（或者說“不惑”了？），這本來就是我的看法。但是這句話由充滿改革熱情的吳敬璉說了出來，表現(xiàn)出他心里一個時隱時現(xiàn)的小矛盾。矛盾還不夠大，所以多數(shù)時候他能夠忽略心中的那一點自我批評，繼續(xù)往前走。
　　大多數(shù)人在潛意識里都有自我矛盾，只有少數(shù)人在少數(shù)時刻能夠意識到這種矛盾，更少的人在更少的時刻愿意面對自己的矛盾。吳敬璉一方面說他年齡越大，越認識到人跟自然比，人能做的事其實很少；但另一方面他仍然一如既往地崇尚人類的各種新發(fā)明。在這方面我與他意見相左的時候，便忍不住以他的自相矛盾來跟他打趣。比如：我一看見他吃西藥就皺眉，而他看我不愿意給孩子們吃藥打針也擔心。 我給他打比方說：“在經(jīng)濟上您不是主張少用行政指令去干涉市場的正常運作嗎？為什么不想想人的身體也如此？所謂生病的癥狀：發(fā)燒、咳嗽、拉肚子等等，都是身體應付和戰(zhàn)勝疾病的自然過程，藥呀、針呀就好比行政指令的硬性干涉，反而擾亂了身體自身的運作。什么？你說醫(yī)藥可以幫助身體運作？那叫作“雙軌制”！它在經(jīng)濟體制上行不通，也不可能使身體長久的健康。怎么同樣的道理，可以用在經(jīng)濟上，而用在人體這個自然系統(tǒng)里，您就想不明白呢？！”
　　不過，倜儻也好，持不同意見也好，甚至不能理解也好，我在心里卻沒有看輕過我爸爸的追求。無論他是知天命而行，還是知天命而不認命，他對自己的理想執(zhí)著到這樣的程度，他極端的“入世”已經(jīng)構(gòu)成了“出世”，使他更接近純粹。吳敬璉的純粹在“文革”中救過他夫人的命；他的純粹讓他在那之后仍然抵得住一次又一次的沖擊；他的純粹使他對許多困難和許多誘惑一概視而不見，因而寵辱不驚；他的純粹使他的生命永不停滯，永遠有意義。 暫且不說這種品質(zhì)對社會的價值，我覺得有理想、有執(zhí)著的追求是他的福氣。我愛我爸爸，特別是他現(xiàn)在上了年紀，我就更希望他這樣—— 生命永遠更新。
　　中國建設銀行董事長郭樹清在社科院讀研究生的時候，我爸爸是他的碩士和博士兩次論文答辯委員會主席。他曾經(jīng)對我說：“沒有吳敬璉，中國的經(jīng)濟改革也肯定會進行、會成功，但是有了吳敬璉，還是有所區(qū)別的。不管這個區(qū)別是大還是小，他加快了改革的進程。所以在“市場”和“計劃”爭論最激烈的時候，大眾給他封了“吳市場”的稱號。因為他堅持市場的取向，在理論界、學術研究界、在青年學生中都有非常廣泛的影響，對我們改革目標模式的確定，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如果真是這樣，如果真的是因為他的努力，使中國在民富國強的現(xiàn)代化道路上前進得稍稍快了一點的話，我知道，爸爸會很欣慰，他的先人們也會很欣慰的。

父女問答

　　我：心平氣和地講，您如何評價自己在中國經(jīng)濟改革、經(jīng)濟發(fā)展中的貢獻？
　　爸：我會說，在各種人里面，我們比較正確。而要說我們真去做了什么事？恐怕難說，因為那完全是某種機遇。
　　我：您不認為今天中國在經(jīng)濟改革方面的成績有你的貢獻？
　　爸：當然有貢獻。但我只能說，在經(jīng)濟學家里面我犯的錯誤最少。但是做決定的主要是政治家，不是經(jīng)濟學家。
　　我：您把你自己看成一個學者，但是因為一些契機，您的一些看法被政治家采納了？
　　爸：對。但是也有一些沒有被采納。我認為很多時候那是他們的錯誤。
　　我：在中國的歷史上，知識分子處在一種可悲的地位，無論他們的思想多么透徹，看法多么正確，但在權(quán)力面前他們只能依賴僥幸。用到他們的時候還賜他們做些事情，不用他們的時候，挨整、挨閹、挨殺都有可能。
　　爸：是啊，但是我們現(xiàn)在做的事情就是要改變這種狀況。
　　我：咱們回去繼續(xù)講學術。那天我讓您評價你的兩個女兒，你說“基本滿意�！蹦乾F(xiàn)在說說你對自己的評價。您至少不覺得自己虛度了人生吧？
　　爸：那沒有。我覺得像我這樣的教育背景和在這樣的環(huán)境下，我可能已經(jīng)做到拔尖了。但是，要是說到經(jīng)濟學理論，我沒有辦法跟那些經(jīng)過嚴格理論訓練的人比。
　　我：比如？
　　爸：比如錢穎一、許成鋼、陳志武、白重恩，還有另外一些。李山也不錯，但他現(xiàn)在不搞理論了。
　　我：您怎么就知道他們在理論上比你行呢？
　　爸：因為他們常常能用現(xiàn)代經(jīng)濟學的源流來把事情說得很清楚。
　　我：您對于生老病死怎么看？怕不怕？
　　爸：好像是的。好像還看得不是很開。
　　我：還是解不開對這個世界的留戀？其實我覺得，死了，就好像去一個陌生的地方，對那個地方的事一無所知，自己一個人就上路了。跟我當年來美國也差不多。
　　爸：對于在這個世界上沒有做到的事就覺得不甘心。
　　我：您還有什么沒做到的呢？
　　爸：也不知道。
　　我：這么說吧，如果有這么一件事，您此生不能做就會不甘心，那是什么？
　　爸：就是眼前這點事。
　　我：您真覺得，中國現(xiàn)在還有完全回到過去計劃經(jīng)濟的危險嗎？
　　爸：現(xiàn)在中國有希望，但是也還沒有完全走出有可能回去的危險。
　　我：您一生最大的成就是什么？
　　爸：說不上來。
　　我：“吳市場”算不算？
　　爸：那個對中國的經(jīng)濟改革大概是有幫助的。
　　我：您一生中最不成功的事是什么？
　　爸：那要分階段。改革前做的事沒有一件是成功的。
　　我：您一生里做過的最令你歉疚的事是什么？
　　爸：批孫冶方是我做的最錯的一件事。還有，奶奶爺爺被錯劃“右派”時，我也寫過揭發(fā)。當時在經(jīng)濟所的批判會上，動不動就挨一頓批，那自己就趕快洗刷，說我也參加批判。
　　我：您最大的優(yōu)點是什么？
　　爸：認真。
　　我：您最大的缺點是什么？
　　爸：那就多了。比如，我不夠用功。
　　我：什么，您認為自己還不夠用功？！您被我媽媽給洗腦了吧？您現(xiàn)在除了工作，還干什么呢？
　　爸：我興趣太廣泛，比如有時候就愛看看閑書。還有我睡覺也睡得比較多。
　　我：沒有張卓元張叔叔睡得多吧？
　　爸：張叔叔是晚上不工作�？伤�起得早，動作也快。我跟周叔蓮比，就不算用功的。
　　我：假如現(xiàn)在咱們手里有一根魔棒，一揮之下你可以任意改變，難道你真的要改掉您興趣廣泛這一點？
　　爸：這我不能肯定，可是我每次看到鄔家培，就覺得自己不如他搞經(jīng)濟學精力集中。
　　我：你對中國的改革前景怎么看？
　　爸：我一方面持謹慎的樂觀態(tài)度；另一方面又常常有危機感�？赡芪覀冞@一代知識分子都這樣―――危機感伴隨著使命感。
　　我：爸爸，我希望您能夠達觀。達觀之下，樂觀、悲觀都隨其自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