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陳志武

    出版社：當代中國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9年7月

    爸爸的基金將面對一場大危機
      
    這是一本“生活中的經濟學”，采用一種父女(陳笛14歲)之間對話的形式，通俗易懂，融專業(yè)性與可讀性于一身，在金融危機的大時代背景下為我們走出困境提供了借鑒和參考。

    如何讓自己創(chuàng)辦的企業(yè)回避“富不過三代”的宿命，永久地活下去呢？如何讓企業(yè)股權具有價值呢？
    2001年，另一位耶魯大學教授羅杰·易博森、在華爾街有過30余年經歷的艾米特·哈蒂和我，創(chuàng)辦了斑馬基金管理公司，立足于用數(shù)學統(tǒng)計模型來區(qū)分不同股票投資前景的好壞，并且采用既買進一些公司的股票(多頭)、也同時賣空另一些公司股票(空頭)的辦法，來為基金爭取最大的投資回報。也就是說，通過數(shù)學模型研究出股票市場的規(guī)律，找出市場非理性的方方面面，然后，根據(jù)模型的判斷，買進看好的股票、賣空看跌的股票，并且要求多頭與空頭在資金上是一比一的關系，這樣，把基金風險降到最小。
    起初，公司按照有限責任合伙企業(yè)注冊，每人占三分之一股權。到2006年初，我和易博森先生將哈蒂先生持有的股份買過來，價格是完全按照當初簽訂的公司章程而定，同時聘用一位叫萊維·班納吉的先生取代哈蒂先生，成為新的第三位合伙人。經過2006年初的調整，股權結構變成了：易博森先生占56.7%，我占38.3%，班納吉先生擁有5%。
    2008年1月，公司出現(xiàn)新的調整。由于班納吉先生表現(xiàn)不佳，我們跟他不能就其薪酬達成新協(xié)議，他決定離開公司。按照公司章程，我和易博森先生把他的股份買過來。于是，新的股權結構是我占40%稍多，剩下的股份都由易博森先生持有。
    “陳笛，今天我跟易博森先生談到一個核心問題，就是公司只有我們兩個股東了。按照公司章程，如果哪天一位合伙人提出辭職，那么，剩下的合伙人就必須將離去合伙人的股份買過來。如果是我哪天要離開，那還好辦，因為易博森先生很有錢，他自己的財產近1億美元，從我手里買過去股份不是問題。不過，如果是他要離開，我就付不起公司章程約定的股價了！那么，公司就會面對一場大危機，一場生存危機�！�
    陳笛：“那怎么辦呢？”
    “公司的規(guī)模比以前大，股份已具有一定的價值。但是，由于斑馬公司的股份不是上市交易的股票，要脫手時，不僅難以找到買家，而且價格上也難以達成協(xié)議。如果價格低，我們不會賣的；而如果價格按我們的理解是合理的話，一般的個人又會覺得太貴，他們再有錢也不一定愿意買�！�
    “所以，一旦易博森先生要退出或者因為意外事故而離世，就會出現(xiàn)我買不起他的股份、而別人又嫌太貴的局面。這種情形逼著我和易博森先生要么誰也走不了，拿著股份不能動，要么就賤賣，這當然對誰都沒好處。這不僅隱含公司潛在的生存危機，而且意味著公司的股權流動性太低。這些當然會降低公司股份的價值。所以，增加公司股份的流動性不僅能提升股份的價值，而且能延長公司的壽命、減少危機的概率�！�
    “于是，我說，斑馬公司必須找到一個大基金管理公司或者私人股權公司，由他們買下斑馬公司10%至20%的股份，這樣，他們雖然不天天參與公司的經營，但照樣能關心、分享公司的利益�！�
    陳笛：“這一點我就不明白，公司已經盈利，你們又不是需要資金支持，何必在盈利的時候還出讓股份？這不是白白地稀釋你們創(chuàng)始人的利益嗎？”
    “你說的很好，在中國，甚至在美國，確實有許多人總把企業(yè)股份的出售看成是純粹的融資行為。其實不然，融資往往是很重要的股份轉讓原因，但不是惟一重要的原因�！�
    “首先，我不是說要白送股份，而是要按照談判出的價格賣，雖然我們是讓出公司未來利潤流的一部分，但只要價格合適，怎么會是白給呢？”
    “實際上，1901年，美國資本市場的祖師爺J.P.摩根，看準了鋼鐵業(yè)的前景，想要吞并鋼鐵大亨卡耐基的鋼鐵公司，問他想要多少價錢。后來，卡耐基說出了一個在當時看來的天文數(shù)字———4.8億美元，J.P.摩根當即爽快接受。那次成交價，不僅創(chuàng)造了美國公司收購價的歷史，而且從根本上開啟了靠‘創(chuàng)辦公司、出售股權’致富的新商業(yè)模式�！�
    “其次，如果有一個資金雄厚的大基金管理公司或者私人股權基金做股東，它們不會愿意看到公司的股份價格一落千丈，它們的利益與你的一樣。在必要時刻，它們可以從要出手的股東手中接棒。這從本質上提升所有股東手中股份的價值，大家都受益，同時也能減少公司的生存危機，延伸公司的生命�！�
    “相比之下，中國的傳統(tǒng)企業(yè)都是以家族為核心，‘肥水不流外人田’，股份只在自家人的范圍內流轉。但一個家族不管有多富，其資源相對于全社會還是太有限，所以，在危機發(fā)生時，自家人范圍內所能調動的資源往往是杯水車薪，難以力挽狂瀾，這種模式最終會限制中國家族企業(yè)的壽命。”

（連載十九）
（刊載略有刪節(jié)）